艾瑞克·瓦利（EricValli，出生），法国摄影师、电影导演，供职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以喜马拉雅地区的一系列风景及人文作品著称，曾3次荣获世界新闻摄影奖（WPP荷赛）。

在艾瑞克·瓦利的镜头里，人类以一种常人不曾相识的远古方式与自然惺惺相惜——他们有粗制的发辫，古铜的皮肤上是太阳的颜色，野性十足，自信而充满勇气。这样的生命，是都市所没有的，艾瑞克·瓦利三十多年来的摄影旅行正是来自于与自然、生命的持续对话。

多尔普（Dolpo），喜马拉雅高山险阻处一个与世隔绝的村落，位于尼泊尔北部山区，承接着喜马拉雅最后的冰雪之脉。千年来，朝圣者的虔诚脚步与松耳石般的湖面围绕着村庄。上世纪80年代初，摄影师艾瑞克·瓦利成为了第一个徒步穿越国境、踏足此处的外国人，他找到了多尔普身披牦牛皮、血气方刚的部落头领，并向对方询问自己生活中所面临的困惑，是留下，还是回去。“任何时候当你眼前有两条路时，都要选择最难的那条路，因为最难的那条，会压迫出最好的那个自己。”此时是巴黎的冬天，圣日耳曼区一家拥挤的小酒馆里，艾瑞克·瓦利向《旅行家》记者回忆往事时，笃定地说道。

艾瑞克·瓦利的头衔实在太多——供职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世界新闻摄影一等奖摄影师；奥斯卡提名、法国恺撒奖以及柏林电影节获奖电影《喜马拉雅》导演；CCTV纪录频道欧洲大使；爱马仕、路易威登等品牌合作艺术家……但这些名头在他看来不值一提，“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他挥挥手，喝下一口绿茶。只有在聊起喜马拉雅，聊到生命的冒险旅程时，他的双眼才重新亮起来。

他唇齿紧咬，重复着，“最难的那条路”。他用手敲打桌子，挥舞双手，大声说道：“于是我就在想，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不给予你的全部，你不实现你的梦想，如果你不拼命去尝试，还有什么意义？对我来说，活着，就是最难的那条路。”

喜马拉雅二十年，正是青年时代的艾瑞克·瓦利所选择的“最难的那条路”。年代的多尔普，从加德满都徒步得一个月，而今天开车到距离多尔普最近的马路，仍需要徒步一周时间。“这就是自然与文明的距离，至今依然是”，艾瑞克回忆道，“那里没有电，没有马路，没有商品，甚至没有树，但那里有真正活着的人，他们穿越高山峻岭，砍柴生火，对酒高歌。”

后来，艾瑞克·瓦利与雅克·贝汉合作拍摄了电影《喜马拉雅》，这部获得多项国际大奖的电影虽是一部剧情片，但影片每一个细节都是艾瑞克·瓦利旅居多尔普二十多年的乡愁，也是他审视自我、审视现代文明的生命记忆。影片中，祭祀僧人在高台边颂经舞蹈，父亲坦然地将自己的儿子拉巴的内脏掏出，血淋淋地洒向饥饿的秃鹫；部落头领死不服输，在恶劣天气下挑战极限，选择走一条最难的路，在暴雪中留下一只苍老却倔强的身影……“一个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可以把他消灭掉，但永远不能将他打败。”

“不担心危险吗？”有很多次，艾瑞克·瓦利都差点死去：在悬崖高处，一脚采空石头，跌落至百米森林；在暴风雪的喜马拉雅山脉徒步登山，遭遇雪崩，急速崩裂的雪团在他面前分开……他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与死亡擦肩，但他很坚定地说着：“危险从来不是问题！如果我真的可以那样死去，不瞒你说，那真他妈太棒了，我喜欢那样死去，比困死在城市里好太多。”

艾瑞克·瓦利一直对中国道家文化颇有兴趣，他喜欢喝茶，着迷于中国茶的风雅习俗，更着迷于古老的中国里那些与自然相亲的人们。在刚刚过去的年，艾瑞克·瓦利沿着长江走了一年，拍摄他所看到的中国，记录失落的文明与古老部落，目前正筹备着这个项目在中国年的展览。“在中国长江行走的这一年，让我体验到许多生命的朴质与真实，那是一种自万古以来人类最朴素的道法自然。”

特约记者/尔尼图/EricValli编辑/贺兰

T：在你的经历中，最崇敬哪一类人？

E：我欣赏通过手工劳动自给自足的人，他们知道怎样活着。我不喜欢世界任何地方的城市，只有自然中的人是真正活着的，而城市中的文明人却忘记了，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比如我们发明了电灯，却忘记夜晚有满天星辰，我们用着高效率的手机节约着时间，却不知道怎样打发时间。我喜欢活在他人的生活里，活在我所不知的生活里。所有我拍摄的人物都是我的老师，我充满敬畏地跟随着他们，悄悄地潜入他们的人生，去学习，去记录。

T：你的冒险中有许多危险时刻，你怎样看待恐惧？

E：你知道，害怕是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害怕什么——未知！当我们到达安全地带的边缘，我们就到达了恐惧的边缘，再走一步，就是我们从来不知道的世界，所以当我恐惧的时候，我知道，奇幻的冒险就要发生了。

T：阅读上有哪些偏好？来中国前，有没有做一些特别的阅读？

E：我特别喜欢赫尔曼·黑塞的著作，《德米安》与《悉达多》。现在我正在看《中国英汉成语字典》，我觉得那些故事很有趣！

T：给中国爱好摄影与旅行的读者一些建议吧？

E：健康，勇悍，敬畏，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