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翰·基恩

来源=《生死民主》

民主这个东西

一个饶有兴味的事实是，正是这些问题，被放到了名普什图（Pashtun）部落长老的面前。这是年秋季，在阿富汗南部坎大哈省的一个阳光耀眼的葡萄园里，这些长老们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在美国率领占领军推翻了当地的塔利班专制政权之后，阿富汗人如何开始走向选举民主。这样的会议在当地被称为“舒拉”（shura），意思是“政治协商会议”。

报道说，与会的代表品尝了羊肉烧烤，饭后的甜品是水果外加一大篇长长的说明书。要检查那些被送往投票中心的帐篷、桌子、擦不掉的墨水和信笺纸张，有些物资的发送地址是“乔淖溪旁边”或者“水泵站附近”。选民们搭乘拖拉机、出租车、毛驴前往投票站。要确保妻子和丈夫都认得选票上总统的照片。阿梅德·瓦利·卡尔扎伊（AhmedWaliKarzai）是坎大哈的生意人，在“舒拉”代表大会上，他是发言要求大家投票选举他的兄长哈麦德·卡尔扎伊（HamidKarzai）的人之一，他告诉我们，“我们向他们展示：这是选票，这是卡尔扎伊。不要在他的头像上打叉，也不要在上面划线，要在小方框里打个钩。”哈麦德·卡尔扎伊是现任总统，寻求竞选连任，在候选人中居领先地位。阿梅德·瓦利在协商会议闭会后评论说：“到现在他们也完全不明白这是在干什么。他们过来问‘我们为什么进行选举？本来一切都挺好的啊。’或者说：‘我们不需要政府，政府没有一点用处。我住在帐篷里，干吗要关心政治？’我对他们说——经常引起他们反感——这东西就是民主。”

如果在不久的未来，民主这个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枯萎了、消失了，那又会怎么样？在现在的世界上，对于如何掌握权力，人们有很多的选择，从鬼祟的私下交易，到蛮横的拳脚和炸弹，监督式民主不过是其中的选择之一，而且不是什么非有不可的东西，难道不是吗？它真值得人们挺身为之而战？真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准则，不论是坎大哈葡萄园里的人，还是黎巴嫩贝卡山谷里的人，或者法兰克福、东京和莫斯科的工人，台北和开普敦的商人，印度的女贱民，中国的农民，土耳其的库尔德人，甚至那些大国际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都能够接受和适用这一准则？或者说，究根结底，民主实际上不过是一个虚假的普世标准——正如尼采所说，是那些花里胡哨的西方价值之一，这些小把戏不过是为了哗众取宠，欺骗人民，让他们相信这件东西不是权力的一件外套，不是主子们之间争权夺利的工具，难道不是吗？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至少决定了是否能改变反民主派的观念，但寻求答案的努力面临一种非常古怪的局面：　在监督式民主诞生半个世纪之后，全世界的大多数政治评论家都在回避人们是否有追求民主之愿望的问题。在这个民主正在享受各种创新的关键的历史时刻，人们却反常地对这个题目保持了某种令人不安的道德缄默。不错，记者、公民活动家、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通常都承认，民主正在第一次成为一种世界语言。他们经常说，地球上的各个角落，从印度到台湾，从埃及、乌克兰、阿根廷到肯尼亚，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有了一套民主的词汇。有些智库的报告颂扬民主，寻找证据证明民主是势不可当的大趋势，民主的支持者则从这些报告中寻找精神支持。很多人因此而坚定了自己对民主作为全球价值观的信念。虽然，那些内行的人明白，民主是一种特殊的理念，有其特殊的地缘渊源，发端于古代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早期希腊城邦，他们还是给出结论说，民主业已战胜了所有其他的政治价值。民主已经成为自己存在的理由，似乎成为全世界追求的普世生活方式——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有句名言说，它是“一种任何地方的人民都会视为珍宝的普世价值”。

这个观点首先遇到的麻烦就是并非所有人都同意民主是一种不证自明的价值。民主的敌人势头正在上升，甚至那些对民主抱有某种认同的评论家和领袖们，对于民主是全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生活方式这一说法，也都公开做出调侃的姿态。美国外交家、“冷战”时期的政治顾问和著名学界领袖乔治·凯南（GeorgeF.Kennan，—）曾经说过：“我知道，没有证据说‘民主’，或者我们根据自己的生活对这个字眼的想象，是大部分人类生活的自然状态。”凯南认为，民主“不过是一种管治形式（而且是一种相当苛刻的管治形式，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它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西北部演化生长……逐渐被带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包括北美。而北美的居民还是来自欧洲西北部的移民”。这种思想方式表示，民主是一种具有地理特性和时间限制的理念，仅仅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域，被某些人民所接受；因此，应该反对任何推动民主，将民主作为普世价值的企图，这些倾向总是傲慢、让人厌恶。凯南总结说：“恶政，以决绝、专横，甚至经常是残酷的手段争夺权力，是绝大部分人类过去数百年和数千年的常态。不论美国人的‘风车大战’如何英勇卓绝，这一状况在未来将长期持续下去。”

认为起源于希腊或西方的民主绝对是特定历史时刻和特定地理条件下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信条可以有若干并且相互冲突的用途。比如，它可以得出某种非常痛苦的结论，说世界命中注定只能有一半的地方实行民主，有些幸运的人民可以享受硕果，而另外一半倒霉鬼只能在那些有一点民主或者毫无民主的地方忍气吞声了。民主只是特殊地理条件的产物，因此不可能是全球的道德准则。当然，这个结论可以让有些人欢欣鼓舞。在迪拜和多哈这样的产油国消费天堂里，富豪们通常都轻蔑地表示，民主是过时的老货色了。那些优雅地生活在衣香鬓影、美酒佳肴中极端西化的俄罗斯资产阶级对中东石油大亨的见解表示赞同。如果问他们怎样看待民主，他们会回答说：“民主吗？为什么要民主呢？德国人自由吗？美国人自由吗？”如果你告诉他们，在这两个国家，人们至少可以有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有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有独立的司法，那么，他们会回答说：“我们不喜欢这样的民主。这样的民主意味着俄罗斯的灭亡。我们的人民压根不喜欢民主。”废话少说。如果还要继续追问专制政权下是否可能存在自由，那简直就是没有礼貌，这样粗鲁的提问，干脆会被人嗤之以鼻，受到嘲弄。他们说：“这里的人什么都不会放在心上。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有独裁，我们也有自由，因为每个人都能进行自己的选择。”

更令人好奇的是，认为民主是地域特产的观点，也可以煽动完全相反的情绪：必须推翻独裁。此类分析的逻辑是，如果说民主有其历史的特殊性——它不过与其他众多的价值观一样，那么，谁有实力，谁就可以成为风行世界的主流。这样的说法够机智，而且很可能也是对的。以著名的美国学者理查德·罗蒂（RichardRorty，—）对民主所做的解释为例，他和凯南一样是不喜欢咬文嚼字的人，他直截了当地说，现代代议民主是“北大西洋文化”的“特殊产物”，它绝非终极价值，从哲学意义上看，它既非“真”（True），亦非“理”（Right），也不“普世”（Universal）。但是，当人们追问，为什么他认为“北大西洋”的民主尝试为人所追求时，他总是立刻回答说，应该彻底抛弃普遍追求民主的推论，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大家都认为如此”的东西，同时他又说，民主不需要从哲学上为自己寻找证明。他说，如果民主不去张扬道德的旗帜，反而能够轻装前进。他们没有必要去拉扯那些晦涩的理论，不妨拿出“哲学肤浅和头脑简单”的派头，坚持自己的信念，一路向前推进。罗蒂相信，民主不是神学或什么形而上的替代品。民主的理想为人所追求，不是因为它与既成“存在”的呼应关系，它不是无可逃避的必然，绝非只需要我们承认或服从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得以实现。按照罗蒂的意见，所谓民主具有“道德优越”皆因它是一种“追求希望的积极文化——希望通过此时此刻的政治和社会努力，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与东方文化消极退却的特点正好相反”的观点，以及诸如此类似是而非且毫无必要的哲学议论都应该被抛弃，没有必要将这些陈旧的道德说教作为民主的起源或推行民主的动力。尽管民主只是诸多价值准则之一，一旦进入实践，它就能自证优势。在小布什总统发动反恐战争之后不久，罗蒂评论说：“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西方基本上在正确的轨道上。我不认为要有什么向其他文化学习的问题。我们的目标就是扩张，就是西化整个地球。”

通过民主化来西化整个世界：在我为这部民主史的写作进行准备之初，我与罗蒂在一次早餐时讨论过民主具有的潜在的积极影响，他耸了一下肩膀后才开始发表意见，这几乎成了他的标签。他同意，我们就民主所做的争论，都建立在民主可能带来有益成果的假设上，而实际上这个假设却非常不可靠。我们两人一致认为，那些出于结果论的理由而赞成民主的人，通常都试图说服别人民主比其他制度能够更有效地实现某些目标，他们说，民主的正当性来自它的实用性、操作性和实践性。比如，有人表示，民主是一种优越的管治形式，因为它将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决策的机会最大化；另外一些人说，民主的优势在于它培育了强调正义的发展方式，这正是印度学者拉基恩·科塔里（RajniKothari）坚持的观点；有人夸夸其谈，说民主之所以优越是因为它比其他体制更能刺激经济增长；还有人声称民主可以驯服战争之兽——它培育“民主和平”——或者它能减少所谓“恐怖主义”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不止如此，美国研究民主的老一辈思想家中有些人，比如罗伯特·A.达尔（RobertA.Dahl）强调，与其他任何现实的制度选择相比，民主能让“人得到更充分的发展”。

我们两人都同意，这些观点中绝大部分都是像是狗在追赶自己的尾巴，是些没有意义的命题。比如，说民主优越，因为它为人民参与公共决策清除了道路，实际上这等于是说民主之所以优越是因为民主优越。所谓民主促进人的发展（或人本主义等）也有同样的问题。此外，我们都认为，当开始考虑现实的可行性时，所有关于民主普适性的观点都变得极其可疑。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在实现经济增长方面，民主制度可以一贯优越于独裁统治；而“人类发展”的性质和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以及什么是“国家安全”本身，已经有太多没有解答的疑问。所以，罗蒂同意，这些民主观非常含混不清，很容易被人指为和稀泥，甚至是虚伪，它们对民主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它们对民主的支持。此外，20世纪末出现的“协商民主”论也未能消除现在这些民主论的危害性。且不说它未能回答协商民主是否和怎样能通过代议民主制度让自己得到最大发挥的战略问题，自我标榜的“协商民主派”在赞扬民主理念的时候，说它要求人民在投票时认真考虑其他人的意见，而不是本能地、不假思索地断定什么选择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但是，为什么公民们的行动一定要深思熟虑、及时和负责任？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公民的行动算得上是深思熟虑、及时和负责任？为什么协商原则应该成为普世的准则？……所有这些问题都还没有明确的答案。迄今为止，“协商民主”受到追捧，似乎就是因为它将协商最大化，也就是说，它确实能够让公民们卷入各种没完没了的协商工作。

这些思想和理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当我们俩的早餐对话快要结束时，罗蒂确实提到，他主张民主，认为民主是西化世界的各个角落所共同追求的价值，是因为民主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一种希望，即人们可以从暴力和残忍的诅咒中解脱出来。是说服而不是强迫，是妥协和改革而不是血腥的革命，是自由和公开的对抗而不是欺压和霸道，是一种开放的、实验性的思维模式——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但是我们两个人都明白，他这种一厢情愿的改良主义算得上是美国当代“推进民主”的努力及其军事行动的同盟军。罗蒂式的世界实用主义绝不是天真无邪的东西，它可以，而且也确实在魔鬼的游戏场上与暴力裹挟在一起，比如我们从伊拉克和阿富汗命运多舛的民主尝试中所见识到的景象。到年7月，阿富汗新出炉的议会里，绝大部分议员（比如阿梅德·瓦利·卡尔扎伊）都和军阀、毒枭、迫害人权行为拴挂在一起，出行时要乘坐加重的装甲车辆，跟着全副武装的卫队，时刻要躲避各种威胁和敌人对他们性命的悬赏（打死奖励美元，活捉奖励美元）。

说到民主优越的实践性，武力的支持总是会让民主背上恶名。在21世纪初，确实产生了某种“民主挫败”（democracy　pushback），比如我们在中东很多地方所看到的情况。黎巴嫩德鲁士族（Druze）领导人和议会反对党议员瓦利德·贾马布拉德（Walid　Jumblatt，　—）严厉斥责美国的民主推进行动，只要民主盲目和傲慢地自认为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北大西洋”价值，贾马布拉德的话就可以被视为是民主的凶兆。他说小布什总统像是一位“丧心病狂的皇帝”，一位自以为是的“上帝在地球上的副手”，他说康多丽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脸上涂抹了一层“油漆颜料”，说托尼·布莱尔是一只“有恋物癖的孔雀”，贾马布拉德讽刺地将民主定义为一种帝国政府，“他们的天空就是美国的飞机，他们的海洋就是美国的舰队，他们宅基就是美军的基地，他们的政权就是美英统治，他们的河流就是美国船只，他们的山峰就是美国的突击队，他们的平原就是美国的坦克，而他们的安全就在于为美国的利益服务。”

谦卑

这类攻击自有其政治目的，这类攻击尽管粗暴自负，却提醒我们，那个天真地相信民主的时代已经终结。也许，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更多的信息，这些谴责揭露了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冲突：　事实上，那种坚信“北大西洋文化”或者“西方”（不管它如何定义）对民主理念拥有专利，认为这种理念值得提倡，甚至使用武力进行推广的想法，都是政治傲慢和自相矛盾的教条。民主成为一副救命方剂，可以由一个人开方，施用到另一个人身上，尽管事实上这些药味道古怪、令人厌恶，甚至让人作呕。

民主能够避免这种自相矛盾吗？面对21世纪的反民主的潮流以及对民主的疑惑，民主党人是否能够找到一套全新的话语来谈论民主的全球优势，保护民主的伦理？或者说，民主不过是一种地方性的理想，被一些权势政客拿来招摇撞骗，谋取私利？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那些仍未找到答案的问题，即民主真的是一种普世的理想，适合世界上所有的人民，而不是一种强人或莽汉对付弱者的借口？民主的理想能否民主化，走向平民大众，丢开那些激昂躁动的说教，更谦卑、更公正地服务大众？回答是民主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这个民主远远不止于过去那个美好而令人向往的理想，我们需要对民主进行一种民主的，至少比以往更加民主的新理解。

对我们祖先来说，将民主的理念民主化完全是无法想象，更是无从说起的念头。没有任何头脑正常的民主党人会想到指责民主之理想固执己见，逐渐给自己贴满了傲慢的标签，将民主变做一种“教义”，民主遂成为一套“至高原则”，似乎民主就是终极价值，就是上帝的替身。过去的民主党人从来不认为他们的民主原则中的傲慢，是公然与民主包容对自身的多样理解的原则背道而驰的；换句话说，无论是生活在民主社会还是非民主社会中的人民，他们在决定什么是美好生活的时候，所依据的标准来自自己生活中相互冲突的多元因素，这些标准往往无法测度和置换，而老式的民主原则却完全忽视了这一基本事实。

提议将民主理念民主化——停止欺骗，跟上监督式民主理念的发展——今天乍看起来好像毫无意义。大部分人完全不明白这是在说什么，当看到有人建议民主需要培养新方法来表述自己的才能时，他们感到一头雾水。在监督式民主的时代，生活在世界各个地方的千百万人民已经开始相信，民主就是公众对权力进行持续不断的监管，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为持异见的少数群体创造存身的空间，为平等的公民之间竞争权力提供公平的机会。因此，那种老旧、残缺的民主观——宏大的哲学论述、形而上的标题、僵化的教条感，很难再得到人民的支持。

长久以来，而且直到不久之前，民主的形象还是一个母夜叉。她用一些专横的字眼向世界推荐自己，从里到外透着莫名其妙的刚愎。在大会民主年代，民主同时也意味着武力征服和军事管治。尽管那个时候没有民主党人著文为民主理想辩护，按照今天的标准，在让人铭记的雅典演讲中，凡与此题目有关的言谈都显得特别浮夸。而监督式民主时代的大多数人，仍将这些演讲视为民主理念最初的基石。人们至今将古代雅典民主描绘成一幅美好、和谐的画面，而最难理解的事实是，雅典民主的铁杆粉丝们通常都用她的帝国体制来为民主寻找理由。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实力和继续扩张实力已经是雅典人生活、体验和期盼的中心。实力政治和帝国主义是雅典的特色，也是民主的特色。雅典忙于四处讨伐、扩张实力的声誉成为民主的同义词。伯里克利在悼念阵亡将士的集会上对与会者们说：“要记住，如果你的国家今天举世闻名、如日中天，那是因为她从未被灾难打垮，因为她为战争付出了比其他任何城邦更多的生命和努力，她为自己挣得了人世间所向披靡的大国之名。雅典的英名……将流芳万世。”

民主的张狂溢于言表，在我们今天看来，这实在招人讨厌，因此，指望古希腊来挽救监督式民主免遭困惑和无知的伤害，回答民主何以令人向往的问题，看来没有多大的可能性了。有些古典派学者——其中最光彩辉煌者如乔赛亚·奥伯（JosiahOber），他可谓是21世纪的乔治·格罗特（GeorgeGrote）——倾注大量才华，从古典资料中挖掘雅典民主的精华，追寻今日民主的源头。他们认为，希腊先人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主的巨大优势在于它解决问题的能力，民主鼓励在开放公共知识的基础上不断学习和创新。我衷心希望他们的努力有所收获。监督式民主需要他们的才华，而且需求甚大，因为从代议制民主时代实在找不到多少有用的支持。民主的词汇量颇为丰富，可惜每到谈及何以民主是一种可贵的理想时，这些语言或多或少都带着傲慢的意味。

代议民主理想中浓重的教条主义简直不胜枚举。先看密尔（—）在年出版的著名的《政府论》（Government）吧，密尔是苏格兰的传教士、老师和公务员，而此文是他为《大英百科全书》所做的词条。他激情洋溢地解释了为什么代议政府是私有财产和占有性个人主义的保护者，为什么它符合不容置疑的功利主义原则，他说，“如果政府的目的是为最大多数的人谋求最大的幸福，这个目的就不可能是制造最大数量的奴隶”。再看推动意大利统一的领袖朱塞佩·马志尼（—），他认为，代议民主建立在“人类准则”（the　PrincipleofMan）之上，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原则，已然具有“宗教的”性质，而因为世间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既是民主存在的表达，又是民主的潜在受益者，因此对民主的信仰具有某种强制性。民主派是一些“没有庙宇的信徒”，信奉“不断进步法则”，让愿意彼此平等相待的人类走向自我完善。

我们还可以看看基督徒如何谈论支持民主。来听一听年5月波士顿的一次废奴集会上，新英格兰牧师和废奴活动家西奥多·帕克（TheodoreParker）发表的著名演说：“民主制度，就是一个为全体人民所拥有，全体人民所治理，全体人民所享有的政府……它当然接受永恒的正义，服从上帝的法律。”帕克在其他地方还说过，“甚至在新英格兰这样的地方，民主的思想也已经在逐渐地、缓慢地成长”，而且它已经传遍整个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越来越成为全民所有、全民所治和全民所享”，足以证明民主就是“在人世的法律中贯彻神的正义”。

最后，我们还可以加上19世纪民主之友内厄姆·卡本（Nahum　Capen）的几句名言，他是最后一位尝试撰写完整民主史的作家，他在介绍自己的著作时说：“《民主史》是一部与人性和社会性相关的原则的历史。所有这些原则的中心是上帝——真理、智慧、正义和爱的永恒源泉。神之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赋予宇宙万物以存在、秩序和方向，因此，人乃受命于神意的造物，诸事得神晓谕，行人力之可为。”卡本的结论是：“人类的行为和努力的最高准则就是崇高的基督教义精神之所在。”

怜悯那些没有被基督教信仰所感动的人吧。据说某位长老会传道人坚持说，如果犹太人和穆斯林以及其他信仰的信徒能够皈依主耶稣基督，他们就能够停止纷争，合情合理地生活在一起，而卡本给出的为什么人们应该信仰民主的理由，与那位传道人的布道词异曲同工。西奥多·帕克、内厄姆·卡本和这位传道人显然都属于一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宇宙空间，到今天，只有那些最教条的长老会教徒才会同意他们的观点。将代议民主钉上基督教十字架的努力一直延续到20世纪，许多美国总统都喜欢在演讲中泼洒基督教的汤水，尤其是当他们号召公民参战以保护和推进民主的时候，最近的两位典型是克林顿和小布什。

基督教思想家们当仁不让地用基督教精神对监督式民主进行阐释。最早也是做得最聪明的道德辩护来自法国天主教哲学家雅克·马里坦（JacquesMaritain，—）。他的论述始于一个颇为让人讶异的说法：“人民的意愿”并非民主的基本原则，因为近来的历史事实显示，人民主权的信条竟然让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些领袖独揽决定是非善恶的大权，将民主带上通向极权统治的道路。因此必须对大众主权进行制度化的限制，他主张推行“民主大宪章”，以鼓励推进人类进步、保障人类尊严，坚持人类可以通过“政治手段”克服正在遭受的苦难和不公的新信仰。马里坦呼吁世界拒绝人民能够在单独一个国家当家做主的信条，当务之急是培育国际性“兄弟感情”，将“公民友谊遍及全人类”。但是，要完成这样的任务，传统的民主概念必将受到挑战，这些老概念错误地滥用“人民”，以为有了“人民”，可以不论其价值观，仿佛“人民”都是些没有灵魂的大猩猩，侥幸遭遇了某种动物学上的变异和适应。马里坦坚决反对一切世俗化的民主观念。对他而言，民主是“福音在人间的启示”，所以说，民主的根基是天赐之物，是神创和神示给人世的荣耀。他说：“民主的意识或情感，究其实质，乃福音的意识或情感，它的动人之处在于爱，其本质即博爱，福音是它真正的精神源泉。”因此他得出的推论是，民主不可能以纯粹世俗的形式存在。“人民不是上帝，人民没有一贯正确的理性和完美无瑕的品德。”权威最终得自于神，没有任何人或任何团伙可以声称他们有权统治他人。马里坦说，这就是为什么世界自觉地再基督教化，那些在心灵上立志信奉耶稣基督教诲的个人的“觉醒”，是民主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复苏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新颖的民主

有关基督教民主的论述应该得到尊重，即使仅仅因为基督徒是民主历史上的后来者；基督教伦理和民主理念的结合本身就是一项重要且来之不易的历史成就。这样的成就只能靠马里坦和其他基督徒通过政治途径，挥舞哲学大锤才能取得。他们对民主的论述，即使在非宗教意义上也颇为精彩，但仍然在穆斯林、佛教徒、自然神论者、顽固的世俗主义论者和其他人中间引起反感。他们不能接受沾满教派色彩的民主：这等于是说基督教拥有民主理念的发明权。而在他们的反感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麻烦，那就是根本不可能将一种形而上的“第一原理”的信仰（即声称人类是一种先天存在的、独立的道德秩序，例如基督教的上帝），与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的本质老老实实地结合在一起。民主可有任何新意？简而言之，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对任何建立在形而上的“第一原理”和各种夸夸其谈之上的绝对权力都带有深刻的怀疑。基本含义极为明确：民主之所以是一种普世理想，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前提条件，人民能够共同自由地生活在一起，免于被受诸如上帝、历史、真理、人、进步、政党、市场、领袖或民族国家之类的原则鼓惑的权力所奴役。

让我们稍稍停一会儿，反思一下我们至今在本书中已经看到的东西。民主的理念和制度首先出现在地中海东部地区，远在基督诞生之前，它是带有某种革命性的创新：民主假定相互之间平等的人类能够决定自己如何被管治。后来的很多人觉得这一切发生得非常之自然，但是，血肉之躯的凡人能够作为平等之人面对面地，或者通过代表人组织起来，能够稍停片刻，共同决定行动的大政方针，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发明。它告诉人民，生活从来都不完全是一种天赐，所有人类的制度和习俗都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人民不相信有些人天生优越的愚蠢念头，不打算将自己置于他人的掌控下，那么，他们只能建立并维持一种灵活的政治制度，确保“谁有权得到什么，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得到它们”的问题始终保持开放，而对这些问题寻求答案的学习过程必须得到他人的合意。

一旦民主成为人民的生活方式，它让人民看到世界的各种或然和可能性。人们会感觉到，生活还不止于此——情形可以扭转，结果可以不同，人民的生活可以通过个人和集体的行动发生变化。南非的小说家纳加布鲁·恩德贝勒（NjabuloNdebele，—）对我这样说：“民主模糊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关系。它让人民得到一种新体验，他们可以头一天早上形成一个想法，下午就变了主意，对某事生出怒意，睡一觉后又忘掉了，虽然还是同一件事情，但第二天早上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民主酝酿各种可能性：人民思考和行动的空间在扩大，因此民主令人兴奋，让人愤怒，充满了困惑、争吵、丑陋和美好的瞬间。”我问他，可这些有什么好呢？他回答说：“民主本身并不算什么好事情，但是它让好事情成为可能。”他接着说：“民主是人们能够得到的最接近信仰体验的东西了，那是一种冲破所有阻碍、必须争分夺秒、不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感觉，人们明白，尽管他们不知道最终会走向哪里，但是如果他们袖手旁观，他们将肯定一无所成。”他还说，宿命论是民主致命的敌人，对权力关系是否可选择的认识极为重要，尤其是在人民曾经尝到过没有选择的滋味之后，权力关系的可选择性显得弥足珍贵。恩德贝勒在一部小说里用一位女性人物解释他的观点。“种族隔离”问：“你还记得对空间的体验吗，那种在种族隔离的时代旅行的时空感？”她回答说：“当从甲地走到乙地的时候，我记不得任何运动和期盼的喜悦，在旅行结束时，也不曾有回忆旅程和思索为什么要走这一趟的喜悦。我所记得的只是甲地到乙地之间的实地距离，一项艰巨的跋涉而已，因为我一直在担忧会受到分离主义者的阻拦和质问。”“民主”说：“南非，我的新家园！家园，不只是建筑，而是人民、树木、群山、河流、房屋、工厂、道路、海岸线、小学和大学、军事设施、博物馆、画廊、剧院、研究机构、天文台、交易所、民航航线……所有这一切组成的国家！”

恩德贝勒是对的，人类将期望寄托在改变来生的信仰，要求他们必须对此生的命运安排（无论是在阶级还是种姓之内的地位）逆来顺受，而民主的伦理就是要给这样的宿命论兜头一盆凉水。同时，民主也呼吁人民认清诸神、天命和统治者自认高人一等而自封的权威。根据民主的理念，不允许任何人坐在虚假大话搭建的王座上作威作福。民主就是人民自我管治，人民自己掌握权力决定自己的生活，不再将法治委托给想象中的神、“传统”、全能的暴君、智者，或者是养成冷漠麻木的习惯性动作，将管治自己的权力交给别人，让别人来为自己的命运做决定。

我们不妨就此做些抽象分析：　只有在人民的血肉之躯及其言行均属于现世，而不是虚无缥缈地游荡在来世，或者追随超然的力量的时候，民主才能出现。有些时候，这个观点可以扩展为将民主视为全然“世俗”或无神论的理念，认为只有在人民摆脱了各种对一神或众神的信仰之后才有实行民主的可能。我们已经在民主的历史上看到，彻底的“世俗”或非宗教性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习俗实际上十分稀有。理由很简单，但也非常微妙。民主假定人民愿意在现世和来世之间保持某种距离；在人们共同相处的世界上有各种世俗制度和组织，民主要求人民在思考和行动中明确区分日常生活和超验的道德或形而上的秩序之间的界限（不管他们心中后者都是些什么东西）。民主进一步假定，这两个似乎互为映像的世界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这也就是说，只要人们在某个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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