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记忆，说起来总是一个玄而又玄的问题，它萦绕在我们身体和头脑中，缓缓汇聚成我们的灵魂。在一个人彻底失去记忆的那一刻，他曾经的欢乐痛苦、忧郁、迟疑、劳累就都烟消云散了。他不再对曾经的任何在场保有发言权，自此彻底沦为自我的他者，只活在别人的话语中。

如何证明一个人活过呢？有他生前留下来的影像，他写过的文字，他遗留的物品，这些都凝聚成了周遭人对他的回忆，这个回忆本身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稀少和抽象，最终可能变成史书里的几个字，族谱里的一句话，更大的可能是什么也没能留下。人作为一个自在自为的行为体尚不能在时间中确保自身永久存在，那些对一个人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事件注定只能随着经历者的消亡而消散。

无论什么形式的记载，仅凭自身内在的力量是无法与遗忘和衰败相抗衡的，它们的继续存在，还需要依靠社会的约定。在如今我们还能记得的历史/神话事件中（即使是正史，也会有神话的部分参杂其中），这些被集体所铭记的人物和事件，塑造和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群体回忆。

按照布卢门伯格的说法，“回忆里无纯粹事实。”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记忆中，“过去”本身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被完整的保留，能留存的只是对个人或社会根据当下的参照框架重构的部分。例如曾经儒家所推崇的尧舜禹的禅让，又比如在电影《无名之辈》里章宇饰演的“眼镜”关于自己对眼镜蛇的记忆。

“过去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它是文化建构和再现的结果；过去总是由特定的动机、期待、希望、目标所主导，并且依照当下的相关框架的一重构。···一个社会对过去的重塑实际上是特定群体对自身连续性的虚构而已。”

正如阿斯曼夫妇的著作《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身份政治》中所探讨的，承载一个文明集体回忆的媒介包括代代相传的神话，大型的纪念建筑，独特的文字，不可更改的经典以及重复的节日。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社会自主地想要铭记。伟大如古希腊文明也曾经被遗忘不短的时间。

神话并不是纯粹的编造，它是一个民族早期的文化自觉，是对自身的起源的追问，是对自然崇高的敬畏。古希腊的英雄们往往是神的后裔（即使确认为人类，族谱往上五代也是神的名字）；埃及的法老是神在人间的唯一代理人；武王伐纣以后各路英雄也都纷纷位列仙班。神话是一个民族的梦，它将最早的那一群人聚拢起来，向着共同的生存目标进发，就像摩西带着以犹太人来到了以色列。

古希腊和古埃及都有大型的神殿，这些神殿将抽象的回忆凝结在恢弘的庙宇中，在神殿中人们能和祖先、神灵沟通，能够确认自己存在的目的。到如今也是一样，各种各样的纪念碑一直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什么，应该铭记什么。偶有失败的地方，例如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加盟国的境内还留存曾经声势浩的大纪念碑，没有纪念对象，甚至没有拆除的必要，它们就那么滑稽的伫立在那里，逐渐变成废墟。也许有一天，它们能在废墟中重新找回曾经的历史，“只要这个历史继续得到传承和回忆，废墟就是记忆的支撑物和基石。”

那些由各种文字编写而成的经典，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们被称之为卡农（Canon），它是一个不可变更的样式，不可增改一词一字（从死海古卷中发现的最早圣经文本和如今的圣经文本差别并不大；马王堆中出土的《道德经》与现今流传文本亦无多大出入），只能做注释。犹太人奉为圭臬的《摩西五经》直至今天依然是他们民族的上帝之法。这些都巩固了民族的国族认同，加深与外部的差别，忽略内部的细微差异。

除此之外，每年不断重复的各种节日和庆典，在节日气氛中更加强化自身在集体中的认同感。节日大多来自于经典典籍中的历史和神话故事，群体中的个体彼此在节日时庆祝同一件事情，因为同一个原因而感到高兴或者难过，这样年深日久，个体终于找到了在集体中的归属感。

在一些艺术家那里，记忆这个主题一直处在他们作品的核心位置，或者说，艺术在他们那里成了一个表达已经消失了的记忆的最优秀的媒介。当然这个主题不仅仅在他们那里得以体现，他们只是几个典型的例子。

对于安塞姆·基弗来说，记忆一直是他作品中十分重要组成部分。按他的话来说，“每个艺术家创作的时侯都背着一个巨大的文化包袱。”这个包袱中的东西大部分是脱离意识存在的，惟有借助艺术，才能在物质世界中体现。他将一个地下室与尼尼微的亚述巴尼拔皇宫图书馆联系起来，制作了一系列巨大的铅制图书，并将这些图书放在两个更加巨大的、呈书本式展开的书架上。另外还有两个装着水的烧杯，名为“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这些书本由于体积和质量过于庞大，无法阅读，公众能看见的书本内容只有其中的9个双页。若想要阅读书本，则需要通过其他媒介进行。他将其中内容放在了一本“超书本”中发表出来。

这些书体现了一种反书籍，或者反阅读的体验，是书的棺材。书本中没有文字信息，取而代之的是豌豆、水、头发、羊毛等有机物，图片则多是航拍的照片、云、地平线等风景。他不讲述任何人类的故事，仿佛是以一个人类之外的视角在描述地球。“这些书讲述的东西既充满寓意又模模糊糊，既无以名状又意义重大。”这些内容能够在其中近似永久的保存，在将书本放入棺材的同时，他将书本的记忆绝对化了。它不仅是一个纪念碑，还是一个神秘知识的储存和安眠之所。

安娜和帕特里克·普瓦利埃夫妇（AnnaandPatrickPoirier）不像基弗那样通过收藏和材料的原真性来强调记忆的沉重，而是通过艺术对过去尽心重新创作来作为一个对消逝过去的代替。安娜和帕特里克以考古学为榜样，从考古学的工作模式（挖掘一个死去的当下）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感知模式和风格特征。

“考古学尽管只能为遗忘带来局部的光明，但是它为这些区域提供的图像比起那些失去了所有暗示性的、清晰、立体、彩色的核磁共振大脑图像来说更加形象”。他们将废墟赋予了新的意义，作为连接当下与不可知过去的节点，废墟的存在和美学意义在在普瓦利埃夫妇的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记忆”艺术这个词用在他们身上十分合适，他们关心的是文化记忆的秘密和隐藏在其中的神秘的回响。

在他们的另一件作品中，一些富有装饰意味的残垣断柱之间放置了几个巨大的金属闪电。这是宙斯投下的毁灭的闪电，它是一系列不可挽回的灾难性事件的缩影，一个抽象的象征符号。目睹这一切的是一个超然于物外的、独立的、巨大的眼睛，它是这一切的见证，但是处了恐惧，它无法传达出任何情绪。因而他的所有能量都集中在了由恐惧而形成的震惊中，正式这种震惊，在推动着这件作品的艺术回忆工作。

这些不同的艺术作品都凸显了艺术作为文化记忆的一种媒介来说是十分恰当和深刻的，这些图书，残骸，残留物等，“他们并不储存什么，而是突出了个人的和文化性储存和归档的意义”。这些作品为回忆立起一面镜子，让文化回忆在艺术中反思自身。也可以说，“艺术在提醒文化，他已经不再回忆了”。

文字：颜应如是

编辑：刘絮飞

图片：刘絮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