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前，好莱坞经历了长达34年的HaysCode时期，其中包括粗暴对待历史只为符合其传统道德观的BreenEra。虽然现在好莱坞早已实行了分级制，电影工作者也可以基本完全自由地拍摄自己想拍的作品，但那个年代，那些被扭曲的历史，那些被侮辱的艺术，仍然值得记录。

年，在米高梅公司拍摄一部以伊莉莎白一世童年生活为题材的古装片期间，好莱坞电影制作法典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主任致信公司总经理。此举是年至年间电影制作的标准做法，即电影开机前要由电影制作法典委员会先行审查剧本并提出修改意见。

《海斯法典》规定，剧本中的每处细节都要依循各项条文逐一审核，从而为美国影片划定了一个道德标准。此次，约瑟夫·布林让《深宫怨》的制片们只在重写亨利八世的个性这一特定方向上下功夫。而布林提出该要求的原因，不含任何讽刺意味的说，竟然只是因为亨利八世“对待婚姻和离婚的态度令人作呕地轻薄”！

每逢我在会议或研讨班上说起此事，总会引得哄堂大笑。为何如此呢？或许是由于它呈现出历史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回想起古典好莱坞时期，通常会自动联想到的市侩主义的两个层面。第一，委员会的审查员如清教徒般，毫无幽默感，他们之所以认定亨利的“轻薄”“有伤风化”并非因为由于它歪曲历史事实，而是因为它与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道德观念和文明标准相抵触。第二个看似可笑的理由是，委员会竟会抵制人们从电影等流行文化中了解并固化的亨利八世形象——一个荒唐可笑，野蛮粗暴的好色之徒，时不时在自己的妻子间“砍”出一条血路；考虑到好莱坞对待历史问题的传统，对此抵制的行为显得如此徒劳。

如果考虑到为了迎合委员会的要求，电影人通常会被迫背离已知的的历史事实，那么，这两方面就能联系起来了。

年制订的《海斯法典》只有一处提及历史。12条禁令中的第10条宣称，“应公正地对待任何民族的历史……。”这里用“公正地”，而不用“准确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反映出的事实是，法典的目的不在于审查电影，而是竭力避免拍出的电影中有冒犯之处。这种“公正的”历史是为了确保好莱坞电影能被全球观众所接受（并且通过电影中所涉及各个国家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这的确补充了法典中其他条文的功能，这些条文确保电影以尽可能少地删剪为美国本土审查委员会通过，而不必被视为“不道德的”或“淫秽的”而遭到全国风化军团的监督员谴责。

作为约瑟夫·布林的接班人，杰弗里·舒洛克说，审查的目的是“保护电影工业不为暴虐的观众所伤”。于是，每部电影开机之前，剧本都要送至委员会分析人员处，他们与电影制作人一同确保电影最终能通过所有审查项目——比如猥亵、裸露、目无法纪、亵渎宗教。如果委员会认为剧本有“降低观众道德标准”的可能，或“没有体现出明确的是非观”，那么电影脚本就会被退回重写。虽然此举意在促进电影摄制，但是法典却严重地束缚了电影人展现真实世界和真实人类行为的方式。二战期间，布林被迫坦承自己的立场，他直率地说，“法典的作用”只是要“成为引导道德的”，“并不创造任何确实性或现实性”。

诚然，缺乏现实性与确定性一事长久以来一直居于批判的核心，导致了“典型”好莱坞历史题材电影的消退，特定时期的通俗剧、古装剧等不当、过时的历史刻画方式都是批判文章的矛头所指。即使在最愿意研究电影史的历史学家中间，这一点也是正确的。比如，罗伯特·布伦特·托普林认为应将这类历史题材电影中的“大多数”扔进“垃圾堆”，这样就能将过去“大大地简化”。

更具体地说来，在寻求“历史电影”定义的过程中，皮埃尔·索林批判了几乎所有制作于“20世纪60年代前”的电影，因为它们“基于最陈腐的历史看法”。

20世纪60年代之后，电影人对待历史编纂学的态度有所改善，这种认识本身就暗示了委员会在早期历史电影的“陈腐”这一点上所发挥的作用——既然它也是一种关于《海斯法典》的老生常谈，而好莱坞历史电影“经典”风格得到与法典相平行的进展。年，电影制作法典委员会和“权威”历史的兴起同电影工业“洗白”自身形象的运动，“让美国中产阶级确信电影工业中的有产者尊严”的努力相关。早在年，《综艺》就发现了这一点，它观察到“历史档案”——包含在《红盾家族传奇》、《英烈传》、《自由万岁》、《万世流芳》等一系列电影中——明显不太可能“冒犯教会或其他好事的团体”。所以，“经典”历史电影的格式、惯例与《海斯法典》形成紧密结合，而在《海斯法典》于废除，被分级制所取代后，新一轮的电影制作才得以全面发展。

也就是说，在年和20世纪60年代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海斯法典》施加的道德限制不仅鼓励电影制作人转向历史题材的创作，而且鼓励他们“洗白”、歪曲甚至贬低历史，这个推断对不对呢？人们常常会想当然的认为，PCA歪曲历史事实，以反映当代美国想当然的的主流道德观念——然而，很少有人去深究而且现实情况也愈加复杂。

还是以《深宫怨》为例，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如英国都铎王朝或宗教改革时期的任何阶段的历史所揭示的，亨利八世的确从未觉得终止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是一件轻浮的事情；他对教皇的藐视以及与罗马教廷的决裂，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于极度分裂的国际国内政治，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如果能清楚的了解天主教会的历史，约瑟夫·布林和他的人就会意识到，以滑稽方式处理的离婚是不为《海斯法典》所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事实与50年代的道德观是一致的。

关于《海斯法典》的历史，人们所评论的许多其他案例同样也是这个情况。的确，当威尔·海斯任命布林为PCA的头时，布林所面对的第一次重大考验明显的体现出类似的动态。正如格里高利·布莱克在他的作品《审查好莱坞》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华纳兄弟公司描写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与杜芭莉关系的作品《杜芭莉夫人》，不过是场景设定于宫廷中的一部粗俗的“床笫闹剧”罢了。剧本当中充斥着性乱、裸体暗示、杜芭莉教授皇太子云雨之术，以及她为国王“拉皮条”等场景，还有她将皇宫卧室装上玻璃天花板的露骨性暗示。它触犯了《海斯法案》的多条规定，然而，它可能会“严重地冒犯法国”，而且会给国王的情妇杜芭莉以正面的形象。剧本在年递交上去之后，布林直截了当的拒绝了这种“充斥着粗俗、淫秽与明目张胆的通奸”的东西。

电影公司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尽管从年开始就有了《海斯法典》，但负责法案实施的片商关系委员会受到各电影公司，尤其是华纳兄弟公司的公然藐视。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