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铁车站这几张脸在人群中幻景般闪现；湿漉漉的黑树枝上花瓣数点。（飞白译）致敬呵，整洁体面的一代人和限于困窘处境的一代人，我看见渔民们在阳光下野餐，我看见他们携带者邋遢的家属，我看见他们露着满嘴牙齿微笑，听到他们难听的笑声。我比你们幸福，他们比我幸福；在湖水中游的鱼甚至没有衣服。

合同我跟你订个合同，惠特曼——长久以来我憎恨你。我走向你，一个顽固父亲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现在我的年龄已足够交朋友。是你砍例了新的丛林，现在是雕刻的时候了。我们有着共同的树液和树根——让我们之间进行交易。

舞姿为《加利利的卡纳的婚礼》而作呵，黑眼珠的我梦想的妇人，穿着象牙舞鞋在那些舞蹈的人们中，没有人像你舞步如飞。我没有在帐篷中，在破碎的黑暗中发现你。我没有在井边，在那些头顶水罐的妇女中发现你。你的手臂像树皮下嫩绿的树苗；你的面孔像闪光的河流。你的肩白得像杏仁；像刚剥掉壳的杏仁。他们没有让太监护卫你；没有用铜栅栏护卫你。在你憩息的地方放着镀金的绿宝石和银子。一件黄袍，用金丝织成图案，披在你身上，呵，纳塔——伊卡奈，“河畔之树”。像流经苍苔间的潺潺溪流，你的手按在我身上；你的手指是寒冷的溪流。你的女伴们白得像卵石她们围绕着你奏乐。在那些舞蹈的人们中，没有人像你舞步如飞。伊昂妮，死去多年道路是空旷的，这片土地山的道路是空旷的花朵沉重地低下了头。它们徒然低头。这片土地上的道路是空旷的伊昂妮曾在这儿漫步，如今没有漫步但好像一个人刚刚离开。邂逅他们一直在谈论新道德，她的眼睛盯着我。当我站起来要走，她的手指像日本纸餐巾的纤维。

秋天给陶逊—按提斯塔夫瞧吧，树林凄凉地挺立着！树木像枯瘦的旗杆失去了夏日的繁枝密叶，只有哭泣的松树呈现绿色，松树在为整个世界悲痛哭泣。然而春天的灵魂，春天的灵魂，附在你和我身上。瞧吧，世界困乏地摇动着，像人们的灰色的瘦长的影子。承担着生活的悲惨重负，然后每人都在心底暗藏着喜悦。每人都能告诉你他的梦想在何方。春天的灵魂，春天的灵魂，将宣布拥有比你和我更多的臣民。

对黎明的挑战你黎明阵的血红枪手驱走了我梦中的黑衣武士，住手！我不会投降。我据壕固守的灵魂，不顾你的到来继续做梦庇护被政府的黑夜它决不能投降。

微风我听到一阵微风在寂静的林间寻觅着我，我看到一阵微风在寂静的海面搜寻。穿过阴暗的林地我行进着，在平静的水面。我日夜追寻着微风。

喊声嗬，风刮起来了，穿过整个冬天的厅堂他呼唤着春天。现在我要起来到自己的森林中去观赏他们的萌芽。

短诗一呵，象牙般的细嫩的手！呵，翱翔在“将来”和“过去”之间的面容，过去你是一块象牙，将来你是一朵玫瑰。二（玻璃之海）我观望着，瞧见一个大海上空罩着无数彩虹，每到彩虹中两个情人会晤又离别于是天空布满映照这金黄光辉的面容。

罗马呵，初到罗马来寻觅罗马的游人，你会发现罗马找不到能够称为罗马的东西，那些断垣颓壁和宫殿的旧宛荒台，罗马的名称只能在这些院墙之内保留。瞧一瞧兴衰荣辱是如何发生的吧。她曾经迫使全世界俯伏在她的法令之下，征服了一切，如今却被征服，因为她是时间的牺牲品，而时间荡尽了一切。罗马是罗马唯一的最后的纪念碑，罗马只征服了罗马这一个城市，急速奔向大海的底伯尔河是罗马的唯一遗迹，呵，世界，你是一场变幻无常的笑剧！那些在时间打击下能够站稳的它们比倏忽的时间消逝的更快。

普罗旺斯晨歌有如苍白湿润的铃兰凉凉的花瓣拂晓时她躺在我身边。

白罂粟　白色的罂粟花，沉重地负载着梦，我渴望着它们的唇瓣当我瞧见它们隐匿出没在阴影之中－它们是白色的－如果有人用她眼中古老的渴望瞧我，我将如何回答她的眼色？我已经追随森林中的白人。是的，这是一次长的追寻这是一次焦渴，当我看到它们在挺立的树丛中消逝，忽隐忽现。　呵，当爱情在心中熄灭，人们何等悲痛。

余生呵，我国的孤苦伶仃的人，他们在继续遭受奴役！同社会决裂的艺术家们走投无路，流落在乡村，被猜疑，受指责。美的爱好者挨饿，反抗制度的人无法摆脱控制。你们累得精疲力竭还不能得到温饱。你们会说话的人只能培养你们鹦鹉学舌，你们有健全理智的人，如果敢于反对伪知识，如果具有真知灼见，就会遭受憎恨，监禁和猜疑。想一想吧：我经受了这场暴风雨，我顶住了流放。 　　 　　

致伦敦的美女我厌倦了有美丽外表的萎靡消沉，厌倦了智慧和凡事俗务，我厌倦了你的微笑和笑声太阳与风再次获得他们的战利品和我的心。

墓志铭请给我写下这句话，当我过完这一生：“他早在成名之前，便已厌倦了名声。”

我出生的山我要登山：攀登我出生的巨大的光秃的山岭。凛冽的寒风将刺痛我的唇我将摆脱低洼地带的缭绕的湿润的雾。我要登山，：攀登巨大的光秃的山岭。我讲站立着投下影子映衬着薄暮时分的蓝天。致美国在你面前就是，美国！最初我没有和你在一块，最后我也没有和你在一块，美国。你是现在这个模样。我的血在你身上涌流，你是由我的人民组成！呵，我能够看到你，靠地图的帮助，我能看到海岸和森林看到遍地金黄玉米的平原和山丘，看到圆顶的天空，看到平原居民和城里人。最初我没有乘坐“狮子号”，我不是诞生的口岸上。他们在丛林中建造你我的人民劈荆斩棘，我的人民修建铁路规划航道。在他们乘船发现你之前他们在沃威克和康沃尔就知道我，他们在克莱西和波埃提尔就知道我，我的名字在东方异常响亮。我来自旧世界，我反抗罗马天主教，我不怕黑暗我是不怕被监视的人。我看见早晨的雾，在黄色谷物上游荡，我看见紫色的落日；你可以杀死我，但我决不同意，你可以忽视我，流放我，你可以否定我，攻击我，你可以使我暂时消隐，但我仍在你的周围；最重要的，我决不同意。我不参加那些不费力气的歌功颂德，和随时准备好的热烈的喊叫。我要求森林般的正直，我不是谎言所能收买的。我是“要求完美无缺的人，”我是不会被轻易欺骗的人，我和最早的移民同来，我不到最后我不会离去。你个人的野心永远不知足，你扬名的欲壑难填。只有最好的至关紧要。不要贪图安逸，不要轻易自满，停止鼓励粗制滥造。我没有忘记出生权利我不满足你永远是一个省份。仅仅意志是不够的，乔装打扮是不够的，无知的满足是不够的。你引证惠特曼来反对我是无用的，他的时代不是我们的时代，他的日子和时间与我们迥然不同。法治不会在艺术中结束，法治将通过它们来到和传播。国家太懒惰了，破败的教堂也太懒惰，只有艺术才能传播这一点。它们紧紧攀附着天神，连科学也略低于它们。它们是“那些要求完美无缺的人，”它们“不怕黑暗，”他们就在你的周围。他们不需要漂亮的演说，有众多的人随时来取悦你。是我，要求我们的过去，它们要求它。是我，要求明天，它们也要求它。是我们，决不同意，我们绝不用邀宠的言辞来取悦你。（以上申奥译）

抒情曲我的爱人是深处的火焰躲藏在水底——我的爱人快乐而且善良我的爱人不容易找到就像水底的火焰。风的手指 　　 　　迎着她的手指送来一个微弱的 　　 　　快速的敬礼。我的爱人快乐 　　 　　而且善良 　　 　　 　　但是不容易 　　 　　 　　 　　 　　遇见，就像水底的火焰 　　 　　　不容易遇见。（赵毅衡译）给尤诺约的情歌 　　 　　聪明些；把世界还给我，让我去寻找冒险。 　　我见过那些结了婚的，我见过那些体面地结了婚的，安坐在火炉边：真让人恶心。 　　我见到他们心满意足地狼吞虎咽，其蠢无比地咕咕唧唧。 　　哦爱人，爱人，你的眼睛太美，容不下这种规矩，让我们想出更好的方式。哦爱人，你脸容太完美，经得起仔细端详，哦爱人，让你的船下水重新把我丢给暴风雨。 　　（赵毅衡译）为选择墓地而作的颂诗整整三年，与他的时代脱了节，他努力恢复那死去了的诗的艺术；去维持“雄浑”本来的意义。一开始就错了的——不，不是，但要知道他生在一个半野蛮的国家，落后有余；总坚决地想要从橡树上拧出百合；做攻城勇士；装作鱼铒的鳟鱼；“神令众人在特洛伊城受苦”没有堵塞的耳朵听见那歌声；因此，那一年，仅给礁石留下少许余地，海洋汹涌的浪涛把他载承。他真正的爱妻是福楼拜，他垂钓在顽固的岛屿旁边；宁欣赏女妖赛西的秀发不愿遵从日晷上的箴言。不受“世事进展”的影响，他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不过才三十多岁的年纪；这个例子不会给缪斯的冠冕增添一分光彩。（梁秉钧译）

使者去吧，天生无声的书，告诉她唱一次罗斯*的歌给我听若要是你有歌就象你有知识一样你就能消除甚至我的错误．那沉重的包袱，并且给她的光辉带来长寿告诉她，她将珍贵宝物投入空中，一切都没有意义，只有她的恩情使此时获得生命我将令它们活得象玫瑰，在魔术样的琥珀中红色泛出橙黄．一切成为一种物质，一种颜色藐视着时间告诉她，她唇边带着歌声走开但没有唱出声，也不知道作者是谁，别的嘴唇可能和她的一样美丽可能在新时期，夺取了她的崇拜者们当我们两人的骨灰，和华洛**的一起洒下，一层层埋在无声无息中直到变迁摧毁了一切只有美丽幸存。*亨利·罗斯（-），英国作曲家。**爱德芒·华洛（-），英国诗人，曾写《去吧，可爱的玫瑰》。这首诗披庞德用作《使者》的模式。艺术家必须一直改变——庞德访谈录记者：你的《诗章》快要完成了，这使我想知道它开始的情形。你是在一九一六年着手写《诗章》的？庞德：我记得是在一九O四年左右开始的。我有过许多构想。当时的问题在于要找出一种富有弹性的形式，来容纳所有必要的材料，不致只因为材料不合就得忍痛割爱。现在的第一诗章是原先手稿上的第三诗章。显然，你不能像中古世纪的人握着上天堂的地图一样，手里握着精巧细致的地图。只有音乐的形式才能包容所有的材料，我心目中孔子的宇宙，便是韵律与张力交互为用的宇宙。记者：自从你写《诗章》以来。几乎有三十多年没有写过其他的诗，这是为什么？庞德：除了偶尔心血来潮以外，我发觉自己所要说的都能摆入《诗章》的大架构里。我曾经割舍不少好的素材，那是因为我对某位历史人物产生兴趣，到头来却发现此人在我的形式中无法发挥作用、无法呈现必要的价值。我试着使《诗章》具有历史价值，而非向壁虚构之作。我想摆进去的素材，未必每次都能发挥作用。如果一块石头不能支撑形式，就得舍弃。记者：你现在写一篇《诗章》时，是怎么构思的？会为每篇《诗章》拟定特别的读书计划吗？庞德：不一定需要阅读。我想人是以得天独厚的生活为题材的。我并不懂方法，“为什么”比“怎么写”重要得多。记者：可是，你年轻时对诗的兴趣是专注在形式上的呀！你的专业精神和对技巧的专注已是尽人皆知的。这三十年来，你的兴趣却从形式转到内容。这种转变有没有什么原则？庞德：技巧考验真诚。如果一件事不需花上技巧去叙述，它的价值就比较差。记者：你认为自由诗是美国特有的形式吗？我想威廉斯大概会这么认为，而且会把抑扬格看成是英国的。庞德：艾略特有句话我很喜欢：“对于想把诗写好的人，没有一种诗是自由的。”我认为最好的自由诗来自回归格律的会氛．让我告诉你我心目中的美国形式，那就是詹姆斯式的插句。事实上，詹姆斯式的插句现在已经大大的增加了。我认为那是道道地地美国的东西。记者：你的作品包括了五花八门的经验和形式。你认为诗人最伟大的特质是什么？是形式上的呢？还是思考上的？庞德：我没法子把诗人必备的条件按照重要顺序列出来，不过，诗人必须永远好奇。好奇心当然不能造就作家，但是没有好奇心作家就会枯萎。其中的关键在于持久的精力。由接收刺激到记录到整合，这需要一生的精力。记者：你年轻时，诗风一直在变，甚至这些年创作《诗章》时也是一直在变，永远不愿意固定下来。你是不是有心拓展自己的风格？艺术家需不需要不断求变？庞德：我认为艺术家必须一直改变。你试着处理人生，希望自己的处理方式不致使读者厌烦。你试着记录自己所看到的。记者：请问你对当今文坛的看法如何？在肯明斯之后，你只讨论过班亭和儒克夫斯基两位诗人。我想是其他事情占去了你的时间。庞德：一个人总不能读遍所有的东西。那时我正尝试钻研许多重要的史实，没有时间回过头来阅读新人的作品。我想没有哪个人能够批评所有的后起之秀，这个问题纯粹是因为个人阅读的时间有限。我不知道这是弗罗斯特自己的话还是引用别人的话，反正他一九一二年在伦敦说过：“祈祷的大耍：‘啊：上帝，注意我。’”这就是年轻作家的方式——并不完全是向上帝祈祷。一般说来，你必须限制自己印阅读范围，阅读至少有一位其他年轻诗人推荐的作品。当然这种方式行久了，可能会使人串通起来，但至少……批评年轻诗人的作品时，我没有时间去作“比较”的评估。一般人在阅读作家时，习惯把他们拿来比较。我现在看得出些许风吹草动，可是……一般说来，无疑地是有一股蓬勃的朝气。罗伯特·洛威尔就很好。记者：你一生给年轻人不少的指引，现在有什么特别要奉劝的吗。庞德：多好奇，莫虚假，但这还不够。记者：你在文章中提过，当代有四位文坛前辈给你很大；的启示，他们是哈代、叶芝、福特和布里吉斯。请问你得到的是哪些启示？庞德：布里吉斯的启示最简单，要人提防同音字。哈代教我重视主题，而不是形式。福特大致来说使我注意到语言的鲜活。你举的第四个人是叶芝吗？嗯，一九0八年时，叶芝写的抒情短诗已经是语出自然了。记者：你在一九一三到一九一四年当过叶芝的秘书。你替他做哪些事？庞德：大半是替他朗诵作品，例如道蒂的《不列颠的黎明》等等。还有就是跟他吵嘴，这个爱尔兰佬喜欢辩驳。他四十五岁的时候还想学击剑呢！那真有趣，他舞起剑来活像一头鲸鱼。有时候我觉得他简直比我还白痴。记者：学术界一直在争论你对叶芝的影响。你有没有和他一起斟酌过他写的诗？有没有像删《荒原》那样删他的诗？庞德：我不记得有过这类事情。但我确实曾经反对他使用一些特殊的用语。有一次在拉帕罗，我想阻止他发表一篇东西，告诉他说那是垃圾。结果，他还是发表了，只是附上一篇前言，注明“庞德说这是垃圾为”。提起叶芝的转变，我想福特可能有点功劳。叶芝是绝对不会接受福特的忠告的，不过我想福特透过我间接帮了叶芝的忙，使他的写作更趋自然。记者：你热心批评、剪裁其他人的作品，帮了不少人的大忙，是不是也有人这么大力帮助你？庞德：福特有一回为我辗转呻吟、抱头苦思，此外，在写作过程中没有人帮过我。福特那时的东西似乎太松散，不过他曾带头向那些三流的陈腔滥调开战。记者：你与视觉派艺术家走得很近——例如，旋涡运动中的戈迪埃耶、刘易土，以及后来的毕加索等人。这些交往与你写作有关吗？庞德：我相信没什么关系。人们观赏画廊里的图画时可能会有心得。在《棋戏》这首诗中可以看出现代抽象艺术的影响，不过，依我看来，旋涡主义是对结构感的翻新。在美术史上，色彩一度衰亡，莫奈和印象派画家使之起死回生。后来，形式感混淆不清，旋涡主义便想复活形式感。记者：我一直想知道你来欧洲之前，在美国文坛上的活动。你最初是怎么走上文学这条路的？庞德：那是在一八九八年，当时我十二岁．记者：你那时念法文诗吗？庞德：不，我想大概在念葛雷的《挽歌》吧。我当时没有念法文诗。第二年我就开始学拉丁文了。记者：我记得你是十五岁人大学的吧？庞德：我这么做是为了要摆脱军校的操练。记者：你是怎么当上诗人的？庞德：我祖父跟当地银行经理常以诗文唱和，外祖母和她的兄弟也经常在信札中以诗文往来。大家认为谁都能写诗。记者：你在大学所学的对写诗有帮助吗？我记得你好像当了七八年学生。庞德：六年而已。嗯，六年又四个月。我时时都在写作，特别是在当研究生的时候。我大一开始研究拉丁文学。我是凭着拉丁文进大学的；这是学校收容我的推一的理由，我十五岁时就有心闯荡。当然，那时我是不是诗人得由神灵来定夺，不过，至少是我自己闯出的路。记者：我记得你只教过四个月的书。可是，现在美国诗人大多是老师。你认为在大学任教和写诗之间的关系怎样？庞德：这是经济因素。一个人总得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记者：你在欧洲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庞德：噢，上天保佑。从一九一四年十月到一九一五年十月，我的收入是四十二英镑十先令。这个数字我永远难忘。我一向不增长为杂志写稿。有一回我为《时尚》杂志写了一篇讽刺文章，写一个我不欣赏的画家，杂志社认为文中的口气正该这样，后来维尔哈伦去世，他们要我写一篇关于他的短文。我去找他们说：“你们竟然要我为这位全欧洲最忧郁的人写一篇简短有力的讣文。”“什么？他是忧郁的家伙？”“是的，因为他描写农人。”我说。“是农人还是聋人？”“农人。”“嗅，那么我们不该碰他。”我就是这样不懂装聋作哑，结果自断财路。记者：你在文章中提到，自己试着写过一本长篇小说，结果怎样？庞德：幸好结果到火炉里去了。在我认清长篇小说应该是怎么一回事之前，试过两回。记者这些限《毛伯利》有关吗？庞德：远在《毛伯利》之前。《毛伯利》比较晚，不过那是有意把小说剪裁成诗的篇幅。记者：你不是说过是福特使你的语言趋向自然的吗？让我们把话题转回你在伦敦的那段日子。庞德：我当时在追寻简洁自然的语言，福特长我十岁，他加速了我追寻的过程。这件事我们一直在讨论。福特知道在他之前的优秀作家，但是一直没有同好，要到刘易土和我这一辈出现后他才有伴。他最反对方言。记者：你和英美一流作家以及许多画家、雕刻家、音乐家来往至少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了。在这些人中，谁对你的艺术生涯最有启发？庞德：我接触最多的大概是福特和高地耶。我在文章中提到的人都是对我最重要的。这里没什么要太修正的。由于我注意力集中在朋友中某人的某项才华上，而不注目意他们人格的全貌，可能因此限制了自己的工作和工作中的兴趣。刘易士就一直说我认人不清，因为我从来不留意他们是多么的邪恶、多么的浑蛋。我对朋友的邪恶一点兴趣也没有，只对他们的才华感兴趣。记者：在伦敦的时候，詹姆斯是你心目中的楷模吗？庞德：他去世之后，大家感觉再也没有请教的对象了。在那之前，我们总感觉有高手在。我在六十五岁之后，很难相信自己竞然比当年所见到的詹姆斯年纪更大。记者：你常提到古尔蒙，你们见过面吗？庞德：只通过信。有一封信非常重要，他在信中说：“作家惟一的乐趣就是想什么就写什么。”记者：你一到欧洲就能和当时一流的作家打成一片，真是令人惊讶。在你离开美国之前，有没有听过哪位美国诗人的大名？罗宾逊怎样？庞德：艾肯试着向我推销罗宾逊，我可没上当。这也是在伦敦时的事。后来，我从他哪儿知道哈佛有个家伙东西写得不错。大约一年之后，艾略特就冒出来了。不，我认为在一九00年左右，美国诗人只有卡曼、何维、卡温和陈尼。当时总觉得美国诗处处比不上英国诗，还有人盗用英国的东西。我去伦敦是因为觉得叶芝比其他人更懂诗。我在伦敦的时候，下午去看福特，晚上去看叶芝。你只要在一个人面前提起另一个人，总能引出话题来。这是一种练习。我向叶芝请教，发觉福特和他的意见不和。因此，我二十年来一直都跟他们两位意见不和。记者：一九四二年你在文章中说过，你与艾略特意见不合，互称对方为“新教徒”。不知道你是在什么时候和艾略特分道扬镳的？庞德：噢，打开始就不合。文人之交的乐趣在于彼此看法各有一套，可是有些方面又所见略同。艾略特一辈子都具有基督徒的容忍精神，工作勤奋，他一定很受不了我。我们初次见面时，已对许多事物意见不合。不过，我们的见解也有相同的时候，而且我相信两人对某些事物的看法各有各的道理。记者：那么就诗的见解而言，你是不是觉得你们的差距比以往更大？庞德：整个问题牵涉到基督教和儒家思想的关系，也牵涉到基督教各个不同的教派。其中包括教义之争——艾略特拥护教会，我则支持某些神学家。就某一方面来说，艾略特的好奇心似乎集中在少数问题上。然而，就连这个已经是讨论不完的了。记者：你们两位都是诗人，你觉得两人技巧方面的差异跟题材无关吗？庞德：我认为两人的差异首先是题材的不同。艾略特具备了自然的语言，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以他戏剧的语言来说，我认为他在这方面贡献很大。他使得戏剧和外界的环境、外界的了解搭上关系。记者：这使我想起你写的两部歌剧。你是怎么写起歌剧的？庞德：我需要歌词和曲调，要把伟大的诗歌唱出来，而英文歌剧剧本的技巧不如大意。我希望以这两部歌剧的品质，获得单纯的抒情诗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如此而已。记者：我想你歌咏文字的兴趣是特别受到自己研究晋罗旺斯歌谣的刺激吧！你觉得发现普罗旺斯歌谣是你最大的突破？还是发现费诺罗沙的手稿？庞德：我很早就对香罗旺斯的歌谣感兴趣了，所以算不上是发现。费诺罗沙的确是意外的发现，读他作品的人必须和自己的无知奋斗。记者：费诺罗沙太太是怎么碰上你的？庞德：嗯，我是在奈都那里遇见她的。她说费诺罗沙一向反对所有的教授和学院派的人土，而她看过我的一些作品，认为我是惟一能完成她先夫笔记的人。费诺罗沙知道该做些什么，却没时间去做。记者：我想把话题由文学转到你的生平上。我从书中知道你是一八八五年出生在艾达荷州的海利市，当时那里一定是很荒凉的罗？庞德：我一岁半时就离开了，不记得那里的荒凉了．记者：你不是在海利市长大的？庞德：我不是在海利市长大的。记者：你出生时，家人在那儿做什么？庞德：家父开了一家政府土地事务所，我是在费城附近长大的——费城的近郊。记者：你祖父修了一条铁路，我相信这事不假，但是详细的情况怎样呢？庞德：他把铁路筑到奇帕瓦瀑布，有些人联合起来对抗他，不让他买铁轨。这件事我在《诗章》中提过。他在纽约州的北部发现一条废铁道，就把模轨买下来，用船运走，然后靠着他在伐木工人中建立起的声望，把铁路筑起来。这些从家里学来的东西，在学校里不见得学得到。记者：我知道你认为货币改革是好政府的要件。我奇怪的是，你怎么会把目光由美学问题转到政府问题上。是不是因为你有许多朋友死于大战，才使你有这个转变？庞德：大战来得太突然了，看到那些以往无所事事的英国人把握自己，团结奋战，实在太令人感动了。可是战争一结束，他们也完了，然后大家在往后的二十年想尽办法避免第二次大战。我记不清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正视政府问题的。我想是《新时代》杂志使我看清战争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而是整个系统的一部分。记者：你在文章中提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一点我特别感兴趣。你在《阅读入门》这本书中说，好作家就是使语言发挥效用的人，这就是他们的功用。你没把这种功用和政党扯在一块。难道错误的政党党员能够有效的运用语言？庞德：能。麻烦就在这里！枪可以用来射击，不管谁来使用都一样。记者：本来维系秩序的工具也能用来破坏秩序？倘若好语言被用来替坏政府作恶？难道坏政府不会造成坏语言？庞德：不错，坏语言势必造成坏政府，而好语言未必造成坏政府。孔子说得好：“名不正则言不顺。”劳合·乔治的法令真是一团糟，弄得律师都搞不懂。托礼兰说，每次会议时，那些法令的意义都不同，因此沟通的工具就完全砸掉了，我们今天当然也受这种苦。我们忍受别人利用我们的潜意识、罔顾我们的理性。他们把商品的名称配上音乐播放几遍，然后只播音乐，你只要听到这个音乐，就联想到商品的名称。语言被用来遮掩思想，压抑活生生、直截了当的答案，使得我们受苦。宣传和法庭上的语言，只会造成瞒骗和误解。记者：要怎么划分无知和狡滑呢？庞德：无知分为自然的无知和人为的无知。我认为目前人为的无知大概占百分之八十五。记者：你希望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庞德：战胜洗脑的唯一机会便是，每个人都有权利一一判断自己的观念。如果一个字二十五个人用来有二十五个意思，就根本得不到清晰的观念。要维持智识的话，那似乎是首要的战斗。另一个战斗是，在这个可怕的大动乱、强求统一的风潮里，如何维持某个人和某个文化的价值。整个战斗是为了维护个人的灵魂，我们面对的敌人是眩人耳目的宣传和洗脑、奢侈和暴力。六十年前，诗是穷人的艺术：一个人口袋里装着一本希腊书，独自走到旷野。后来有了电影，现在又有了电视。记者：大家都记得你的政治活动是大战期间为意大利广播。你发表这些谈话时，知不知道这违反了美国的法律？庞德：不知道，我十分意外。我得到意大利政府的承诺，一星期可以自由广播两次，而且“不得要求本人发表违反个人良心或美国公民责任的谈话”。记者：法律不是明文记载“叛乱罪包括对敌人援助和安慰”吗？我们宣战的国家不就是我们的敌人吗？庞德：我以为我是为宪法而战。我的意思是说，我可能真的发疯了，不过我的确觉得那不是叛国。武德豪斯上电台广播，英国人劝阻他，可是没人劝阻我。事前根本没有通知，后来才突然说在电台上厂”摇过的人会遭到起诉。我多年来努力阻止战争，最后却见到意、美交战的愚行！我当然不是煽动军队叛变。我以为一自己奋斗的对象是立宪政体的内在问题。如果有哪一个人因为我在人种、教条或肤色方面的见解而受苦，请他出面说个清楚。我的《文化导论》是献给班亭和儒克夫斯基的——他们一个是教友派信徒，一个是犹太人。我不知道你认为俄国人应不应该留在柏林。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嗅，我大概是越位了。可是，波士顿的法院却裁决：“没有叛国意图不算叛国。”我认为自己维护个人权利的作法是对的。假如行政或其他部门超越了合法的范围，而又没人抗议的话，你就会失去所有的自由。三十年来我反对专制的手法错误，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特别的关系。假如个人或异教徒坚持某些基本真理，或看到现行制度的某些错误，以致犯下许多可大可小的错，那么他在还没能建立起自己的观点之前就已经筋疲力竭了。近二十年来世局动荡不已，人心愈来愈不安——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官僚专制的焦虑，以及对官样文章的惶恐。我们就像一九OO年那时一样，丧失了很多自由，这是无法否认的。我们看到专制的力量逐渐扩张。记者：你被美国逮捕时，有没有想到会被判罪或问吊？庞德：起初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我决定坦白，让别人来询问我的看法，我是坦白了，却没人问我的看法。在广播的时候，我反省了好几回，觉得自己毫无作为，也不致为异国效力。腥，如果以为能够用言辞反抗篡位、反抗发动大战的元凶，那真是痴心妄想。但是我还是讨厌服从错误的事物。后来，我被赶到查瓦利法场，他们都在那里枪毙人，我想这下完了。终于有个家伙走进来对我说，他绝对不会把我交给美国人的，除非我自愿。记者：一九四二年美国参战时，你曾设法离开意大利返回美国。当时为什么没有成行？庞德：当时天下大乱，谣言满天飞。我好一阵子脑筋不清，我认为……我知道自己有机会到里斯本，在那里一直待到战争结束。记者：那时候你为什么要回美国呢？庞德：我想在大选期间，不，在大选之前回去。记者：大选不是在一九四0年吗？庞德：应该是一九四0年。我记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父母年事已高，不便旅行，不得不待在拉帕罗。家父在当地靠退休金维生。记者：大战那几年，你在意大利写过诗吗？《比萨诗章》是你住院疗养期间写的。大战那几年你写过什么？庞德：议论，议论，议论。哦，我翻译了一些《论语》。记者：为什么你在住院之后才又开始写诗？你在大战期间没有写出任何诗篇吗？庞德：我当时在意大利写经济方面的东西。记者：你住院以来出版了三册《诗章》，最近又出版了《宝座》。你现在必定是接近尾声了。你能说说其余的诗章准备探讨什么吗？庞德：当所有外在的迹象显示应该写启示录时，是很难去写伊甸园的。要为地狱或炼狱寻找居民显然容易得多。我正设法搜集第一流的心灵记录。记者：你是不是多少有些困住了？庞德：好吧，我是困住了。问题在于我是不是死了，如了某某先生的愿。倘若我终究难逃一死，至少临时还有一些事要做：我必须澄清暧昧不清的地方；我必须廓清某些特定的观念。我必须寻找一个文字公式来对抗野蛮的兴起——以秩序来对抗分裂。史诗是包含历史的诗篇。现代的心灵包括太多畸形的因素。以往叙事诗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许许多多的答案已经是公认的了，至少作者与读者之间，或者与大部分的读者之间，已经有了相当的默契。所以，当今实验时代的尝试经常是卤莽的。你知道这个故事吗？“你在画什么，强尼？”“画上帝。”“可是，没人知道它长得什么样子啊．”“我画好之后，他们就会知道！”那种信心已经不再有了。史诗的题材实在不少。争取个人的权利是史诗的题材。这种争取的努力似乎遇到了障碍。统治的本质也是史诗的题材，虽然它可能因为周围的环境而稍嫌模糊。我们可以循流探源；显然必须将个人的本质和现代意识的畸形内容加以浓缩，好放人形式之内。这是光明与潜意识之战；它需要艰深与暖昧。许多现代作品在主题上避重就轻。有人认为欧洲和文明会沦入万劫不复的地狱，我写作就是为了抗拒这种看法。假如我“为了某个观念而被钉上十字架”，那个观念就是我作品中的一贯思想：欧洲文化应该继续存在，欧洲文化的精华应该与其他文化同垂不朽。面对着恐怖的宣传和奢侈的宣传，你有美好而简单的答案吗？你在某些材料上下工夫，。想建立起一套体系。写作时为求别人了解，修正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舍弃正道。记者：《诗章》中最后三篇的名称都不向，是本是意味着你在攻击某些篇章中的某些问题？庞德：不是。《凿岩机》试着暗示在传达某个主题时，必须面对的阻力。我并没完全遵循《神曲》中的三部曲。在这个实验时代，没有人能遵循但丁的宇宙观。但丁《天堂》里的宝座好政府的官员的灵魂而设。《诗章》里的宝座则试着由自我主义出发，在世上建立起某种秩序的规则。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理性的百分比太低，使人有做人不易处事难之叹。《宝座》关怀的是负责大众事务的人的心态。记者：现在《诗章》已近尾声，大功告成之后，有没有计划全篇修订？庞德：我不知道。有些地方需要发挥，有些地方需要澄清，但我不知道该不该全盘修订。无疑地，目前这部作品太含糊暧昧了，不过，我希望《天堂》里渐升的次序能够表达得清晰明了。当然应该有修正版，因为书中有不少无心之过。记者：我们换个话题。在圣伊丽莎白疗养院那些年里，你是不是从访客口中知道美国的近况？庞德：访客的问题是，你从他们得不到足够的反对意见。由于和外界接触不够，孤独之情与日俱增，身心深受其苦一一这十五年来我接触的多半是冷冰冰的观念，而不是活生生的人。记者：你有没有回美国的计划？想不想回国？庞德：我当然想回去。不过这究竟是不是对昔日美国的怀念，我就不得而知了。历史上的美国和真正的美国不同。有时我真想住在美国，却有许多障碍。李奇蒙是座漂亮的城市，可是没有汽车便寸步难行。我希望每年至少能在美国住上一两个月。记者：日前你说过，年纪愈大，觉得自已愈美国化。这是怎么回事？庞德：就是这么回事。一个人被移植到异域之后，逐渐成长茁壮，然后再将他连根拔起，移回原来的土地，却发现景物全非、人事不再，只得向自己的内心乞灵。你有没有读过安迪·怀特的回忆录？他是康奈尔大学的创办人。以往有一段美好的时光，大家都认为美国方兴未艾，前程似锦，那是在一九00年衰败之前。怀特的回忆录上溯到布坎南。他的心情在驻俄大使和康大校长之间转换不已。记者：那么说来，你回到意大利是失望罗？庞德：的确。欧洲是个震憾，其中部分原因是发觉自己不再是事物中心的那种震憾。还有就是欠缺了解，欧洲对生气蓬勃的美国欠缺了解。身为美国人的我，有许多事情向欧洲人诉说，却无法指望他们能了解。有人说我是亲身体会欧洲悲剧的最后一位美国人。

赞赏

长按







































治疗头部白癜风
北京哪家治疗白癜风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