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剖析拜普峰会

这次历史性普拜会：

十个细节意味深长！

牛弹琴

拜登先伸出右手，普京也伸出右手，两人相视一笑，各自上前一步，也不碰肘，两只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女助理赶紧跟上去，将大门关上……

然后呢？

然后，就会谈了，举世瞩目的普拜会。

外交无小事，细节很重要，一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往往透露出意味深长的信号。完全个人观点，几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细节一，拜登的手卡。

双方坐定，美国人很惊异地发现，拜登竟然还拿着手卡，时不时还要瞄上一眼。相比之下，普京很放松，半躺在椅子上，手里没任何东西。

这说明什么？

要么，拜登很认真，做了充分准备；要么，拜登怕忘词，怕说错话。

但看到有美国记者感慨，“我们的总统在提供答案时，仍然需要经常阅读手卡，这看起来既尴尬又软弱”。

细节二，特朗普总统？

很快，手卡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现场的美国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明明要说的是普京，拜登嘴里突然冒出来“特朗普总统”，尽管很快纠正过来了。

这场会晤，跟特朗普有什么关系？

美国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分析，根据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可能在拜登眼里，普京就是特朗普，特朗普就是普京。但拜登的这一念叨，估计在佛罗里达的特朗普，心里会是一哆嗦。

细节三，会谈的时间。

大概三小时，远远短于之前预估的4-5个小时。当然，时间太长，也未必都是好事。但时间缩短，不排除几个理由：

1）该谈的都谈完了，谈下去就是车轱辘话；

2）话不投机，半句多；

3）年龄在那，有点撑不住了。

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以后看美国官员的披露吧。

细节四，肢体语言。

表面看，很放松。有一张照片，拜登跷二郎腿，大笑；普京两腿叉开，双手举起，大笑。

两人都知道，全世界都在看，因此，都努力向世界展示自己自信从容的一面。

当然，还要看不同的角度。另一种照片就显示，拜登不笑了，双手放在膝盖上；普京眼神下沉，右手在椅子扶手上做着小动作。

什么意思？这么大场合，两人多少也都有点紧张。

细节五，礼物。

拜登呈上礼物，一个美国野牛的水晶雕塑。白宫的解释是，这“庄严地塑造了美国最威严的哺乳动物之一，代表着力量、团结、韧性”。

应该有内涵吧。

而且，拜登还向普京赠送了他常戴的飞行员墨镜。哦，就是《时代》周刊封面的那副墨镜。拜登的眼里都是普京。

俄罗斯肯定也有回赠。但具体还不清楚，不知道会不会是与普京打过交道的五个美国总统的套娃？

细节六，恭维。

没有火花四溅。至少，拜登没有再骂普京是“杀手”，也没说从普京眼睛里看不到灵魂。事实上，在会谈前，他已经改口夸赞，普京很聪明，很强硬，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普京更是普京，夸奖拜登“平衡、专业”，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拜登和他详细谈了很长时间，还谈到了他的家庭，“这不是你和大多数政治家能做到的”。

该骂的时候骂，该夸的时候夸，果然都是老资格政治家，都很有一套。

细节七，交锋。

具体不知道，但从记者会披露的内容看，还是存在交锋。

拜登说：我的底线是：我告诉普京总统，我们需要有一些我们都能遵守的基本规则。

比如，在俄罗斯反对派纳瓦利内问题上，拜登威胁：如果纳瓦尔尼在狱中死亡，那将给俄罗斯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还有，拜登说他递给普京16个基础设施目标，你们的黑客不能碰。

普京则在记者会上回应：美国太虚伪。

他告诉美国记者，这个人（纳瓦利内）“知道他在违反俄罗斯的法律。他已经两次被定罪”。他甚至拒绝直接称呼纳瓦利内的名字，而是说，“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公民”。

普京还反唇相讥美国人权：1月6日，一些有政治诉求的美国人去美国国会，但结果是多人受到刑事指控。他们将面临20年甚至25年的监禁。他们被称为国内恐怖分子……有些人死了，其中一个被警察当场开枪打死，他们其实并没有用武器威胁警察。在许多国家，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不希望让同样的事情在我们国家发生。

还有，“关塔那摩监狱怎么办——它还在运作，它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国际的，美国的，什么都没有。中情局的监狱在很多州都开设，而且实行酷刑，这是人权吗？”

细节八，拜登发飙。

拜登发飙了，不是对普京，而是对CNN记者。

CNN记者追问拜登：总统先生，你为什么这么有信心（普京）会改变他的行为……考虑到他过去的行为根本没变，在刚才的记者会上，在和你坐了几个小时后，他否认与网络攻击有关，他淡化了侵犯人权的行为，他甚至拒绝说出纳瓦利内的名字……

正在兴头上的拜登，很不高兴：假如你还无法理解这一点，那就是你做错了。

记者们很错愕。看到有美国媒体分析：这一刻，拜登对CNN比对普京还要强硬。

细节九，记者会背后。

会谈结束后，普京先开记者会，拜登接着记者会。

但美国人就感慨：从记者会就可以看出，为什么两个总统不按惯例举行联合记者会。

因为普京记者会持续了55分钟，回答了二十多个问题，没使用任何提词器。拜登持续了大概半个钟头，只回答了7个问题，其中，他先用提词器讲了11分钟。

在美国人最擅长的记者会上，普京充分显露了优势和自信。

细节十，谁是赢家？

唯一具体的成果，双方大使都可以回去工作了。当然，后续谈判还在继续。

谁是赢家？

双方都认为自己是胜利一方。拜登说，他坚定地捍卫了美国利益，会谈很积极，我不认为普京在寻求一场冷战。

普京则很含蓄，说：好吧，我想在我们见面之前拜登总统说过，这不是一场体育比赛，我完全同意这一点。记分有什么意义呢？这次会谈是实质性的，是具体的。

当然，有礼物，但没有说要继续会晤，也没有邀请对方来本国作客，成果多少，大家自行评估吧。

最后，怎么看？

不多说了，因为很多会谈内容，咱们还不知道，回头应该会陆续披露。但有几点可以肯定的。

1，没有提到中国，或者说，很少公开提到中国。一切尽在不言中。当然，会说话的普京，也预先说了：中国是一个友好的国家，中俄关系的性质和水平，决定了俄罗斯不会提防中国的发展。

2，和特朗普一样，拜登其实也在努力改善美俄关系，不然也不会主动提议峰会。但美俄间的结构性矛盾，尤其是美国国内的强烈反俄情绪，注定改善会很难。有时，会谈本身，可能就已经是最大的成果。

3，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是常态。我们要有充分的自信，也要保持足够的清醒。

撰文分析美国外交变局

美国在重返世界舞台：

中国切不可误判形势！

孙立平（清华大学教授）

1、在去年底的《明年，世界的不确定性不会小于今年》和今年初的《年的悬念与不确定性》两篇文章中，我讲了三个判断。第一，年的一个重要特征仍然是不确定性，甚至这个不确定性不会小于年。第二，年的不确定性不同于年，年的不确定性表现为一连串突如其来的事件的冲击，年的不确定性将表现在趋势和方向的选择上，其影响更为深远。第三，趋势和方向上的不确定性将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新冠疫情的走势，二是拜登执政后美国及世界格局的走向。2、前一段时间，我以《后疫情时代正在到来？》和《胶着与分歧：后疫情时代是否正在到来》为题，讨论了后疫情时代的问题。这两篇文章指出，目前可能正是一个胶着的时期，未来的几个月，疫情究竟是蔓延还是能得到基本控制，就能看出一个眉目了。为此，现在我们脑子里应该有一个后疫情时代的概念了，并应当为此做好准备。今天，我们接着讨论对年至关重要的另一件大事，即拜登时代美国与世界的走向。对于这个问题，我前些天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如何评价拜登这一百天》。今天的话题主要集中在这个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动向：美国在重返世界舞台。3、说美国在重返世界舞台，是在不太确切的意义上说的，因为美国从来也没有真正离开过世界舞台。但在特朗普时期和在拜登执政后，其间的差别是明显的。特朗普更倾向于退群和单打独斗，这体现了特朗普的两个判断：美国有能力独撑大局以及对过去盟友不抱希望。就此而言，拜登截然不同。拜登承认并尊重已有的秩序与格局，对联盟与盟友更加倚重，更强调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力和主导角色。这意味着，中国在今天所面对的世界和在特朗普时期所面对的世界会有很大不同。4、最近的一系列事件，凸现了这样一个转折正在到来。年6月拜登与约翰逊签署《新大西洋宪章》。尽管这个文件很短，而且内容多是抽象理念的宣示，但如果联想到80年前罗斯福与丘吉尔签署的针对德国法西斯的旧《大西洋宪章》，其意义就有点耐人寻味。接着，G7峰会召开，峰会发表的《卡比斯湾G7高峰会议联合公报》，被认为是对中国非常强硬的一个文件。G7峰会之后是北约峰会，会议文件针对中国的内容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紧接着的就是可能意义深远的拜登与普京会晤。如果加上G7峰会特邀的韩国、南非、澳大利亚和印度，加上一些国际组织领导人在这些活动中的参与，美国重返世界舞台及重组联盟的意味不言自明。5、去年夏天，即美国总统大选前夕，我曾提出四个不要寄希望于。第一，不要寄希望于美国对华政策会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二，不要寄希望于拜登对中国会更友好。第三，不要寄希望于脱不了钩。第四，不要寄希望于西方的分裂或裂痕（见《诡异中，四个不要寄希望于》）。而时至今日，在美国以明确的姿态重返世界舞台，并紧锣密鼓构筑新的联盟的背景下，消除如下的几个误导是非常重要的。但有关的媒体，包括一些自媒体，似乎正在有意无意地制造这些误导。6、第一个误导是刻意夸大西方盟友间的分歧，试图让人们相信这种联盟建立不起来。比如，在这些报道中，可以突出G7首脑之间频传内讧，一会儿是英法闹掰，一会儿是韩日闹得不愉快。其实，了解一点有关的历史就会知道，无论是英法之间，还是日韩之间，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就没断过，而这次英法之间的分歧最主要是火腿肠的事情。但所有这些，都不会影响他们在价值观和利益上的结盟关系。第二个误导是故意强调美国是将俄罗斯作为头号对手的。我原来就曾分析过，虽然拜登在上台前后有过将俄罗斯作为头号对手的说法，但这是一种策略性态度，目的是为了安抚欧洲盟友，因为欧洲国家更担心的是俄罗斯的威胁。其头号的对手是中国。在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清楚了。6月9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签署一项内部指令，要求国防部集中精力，重点应对中国。第三个是误导人们相信美国已经衰落或处在衰落的过程中。这个问题我曾经谈过，简单说，美国是否会衰落的问题分短期和长期两种含义，短期看创新，长期看族群。尽管我确实认为，美国从长远来说，将会遇到很麻烦的事情，但短期并没有衰落的迹象，因为创新能力还在。这个能力不但还在，而且是遥遥领先。在目前的情况下，消除上面的三种误导是很重要的。杂志刊发著名文章分析中美博弈中美一旦开战：美国将是输家！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Beckley）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已经在军事上花费了19万亿美元。这比中国在这方面的花费多出16万亿美元，几乎与同期世界其他国家军费总和一样多。然而，许多专家认为，美国即将输掉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在3月份，时任美国驻印太地区部队司令菲利普·戴维森上将（AdmiralPhilipDavidson）警告说，在未来六年内，中国的军队将“超过”美国，并将改变东亚的现状。早在年，一位前五角大楼官员透露，在模拟与中国作战的沙盘推演中，美军经常“被打得满地找牙”。同时，许多分析家和研究人员认为，如果中国大陆选择武力统一台湾，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削弱任何试图阻挡的美国军队。这场正在聚集的风暴代表了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的必然结果，而这种观点已经成为主流。美国拥有庞大的资源和战略来对抗中国。然而，美国国防机构在采用可行战略上进展缓慢，反而将资源浪费在过时的部队和并不重要的任务上。华盛顿目前的防御态势在军事上没有意义，但在政治上确实有意义，而且它很可能会持续下去。从历史上看，美国只有在战场上被敌人暴露出其军队的弱点后才会对军队进行改造。而美国很可能再次走向这样的灾难。为了改变方向，拜登政府必须明确、多次命令军队把重点放在中国挑战上，并缩减其他任务。这些命令需要在政府的国防预算请求和国防战略中得到体现和落实。此外，政府应支持“太平洋威慑倡议”（thePacificDeterrenceInitiative），该计划将填补美国在亚洲防御圈的漏洞。如果美国不抓住这个机会，可能就不会再有机会了。细心思考中国的国防开支几十年来一直在增长，但美国仅用在其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上的开支就几乎与中国整个军队的开支一样多。除了为美中战争做准备，美国作战部队还承担着许多负担，但中国的作战部队也是如此。中国与十几个国家接壤（包括陆地与海洋边界），其中一些国家与中国有持续的领土领海争端。边界问题拖住了数十万中国军队，耗费了中国至少四分之一的军事预算。尽管中国在东亚战争中拥有主场优势，但它也将面临一系列更艰巨的任务。以潜在的台海战争为例，中国大陆需要夺取和控制领土以取得胜利，而美国只需要使中国大陆无法获得控制权就可以了，这是很容易的任务。然而，美国军队仍然绝大部分依赖于少量的大型军舰和短程战斗机，这些军舰和战斗机从暴露的基地出发——这正中中国的下怀，中国可以先发制人地通过空中手段和导弹攻击摧毁这些部队。在许多军事专家看来，美国领导人面临的应该是一个简单的选择。他们可以通过在该地区部署低成本的射手和传感器来迅速支撑起东亚的军事平衡。但是他们却继续把资源浪费在不相干的任务和昂贵的武器系统上。任务的缓慢演变现在，美国军队除了为大国战争做准备外，还执行几十项任务，包括发展援助、救灾、缉毒行动、外交外联、环境保护和选举安全。美国军事人员几乎在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开展活动。这种广泛的授权使美国作战指挥官变成了《华盛顿邮报》记者达纳·普里斯特（DanaPriest）所描述的那样：“相当于现代罗马帝国的执政官——资金充足、半自主、非常规的美国外交政策中心。”他们监督着肆意扩展的迷你五角大楼，像国家元首一样周游世界，并处理一系列广泛的问题。他们不主张部署巡航导弹——这在与中国的战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且是相对便宜和容易的，却推动大型军事单位和大规模军事平台（如航空母舰和驱逐舰）的部署，去处理各种和平时期的任务。正如国防专家麦肯齐·艾格伦（MackenzieEaglen）所表明的那样，作战指挥官不断要求使用这些平台，而各军种为了满足这些要求而使其部队疲于奔命。因此，在过去20年中，美国军队一直保持着战时的行动节奏，即使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中缩减下来，目前一些部队的部署速度也几乎是五角大楼建议的三倍。毫不奇怪，事故和机械故障已经激增。从年到年初，因事故死亡的美国军人人数为人，是在战斗中死亡人数的两倍多。年，运营和维护成本消耗了五角大楼预算的28%；现在它们消耗了高达41%的预算，是用于购买新武器系统的预算份额的两倍多。这些趋势引发了一个恶性循环，即五角大楼花越来越多的钱来维持更少、更老，以及越来越过时的部队。一个更好的方法问题从高层开始，因此，解决方案也必须从高层开始。拜登总统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Austin）必须命令五角大楼专注于与中国的高强度战斗，特别是专注于战争威胁最大的台湾海峡，并缩减或取消其他任务。这些指令应在拜登政府的国防预算提案和修订的国防战略中加以规定。年国防战略有效地优先考虑了大国竞争，但并没有显著改变美国在亚洲的部队结构，因为它在没有放弃不太重要的任务的情况下堆积了新的任务。拜登政府现在需要做一些“肮脏的”工作：确定并砍掉非必要的任务，以释放军事资源，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问题上。在中东，美国经常使用先进的战斗机来攻击轻装的恐怖分子，并部署航空母舰和重型轰炸机向伊朗发出胁迫性信号。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削弱了军事准备，使美国印太司令部失去了与中国竞争所需的力量。一个更可持续的方法是用较小的部队处理较小的威胁，用无人机和特种作战部队猎杀恐怖分子，用轻型攻击机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并通过在该地区保持一个骨架结构来防范伊朗，使在爆发重大冲突时能迅速提供大量支援部队。美国需要改革军队官僚系统美国军队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组织，有明确且正式的权力界限。改革这个美国最大的官僚机构将是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总统和国防部长可以向作战指挥官发布命令，并通过他们对预算和人事的控制来执行这些命令。反过来，作战指挥官和军种首长对采购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处于前线，所以当他们提出装备要求时，国会议员也无法做出多大程度的抵制——国防承包商通常也必须服从命令。总统和国防部长也可以霸道地要求改变最重要的参与者所面临的政治激励。改革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将其付诸实践需要明确和持续的高层领导。拜登和奥斯汀都表示，威慑中国是他们的首要军事任务，但拜登也希望五角大楼能处理一系列非常规安全威胁，而奥斯汀似乎不太可能成为“亚洲第一”的倡导者，因为他曾是负责监督中东地区美军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指挥官。

英文版发表于年6月10日美国《外交事务》

作者简介：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Beckley），塔夫茨大学（TuftsUniversity）政治学副教授，《无与伦比：为什么美国将继续保持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Unrivaled:WhyAmericaWillRemaintheWorldsSoleSuperpower）一书的作者。

撰文剖析国际地缘变局

年8月，美英签署《大西洋宪章》，宣布对德战争目的与战后和平方式。

结盟政治重现国际舞台？拜登启动遏华联盟战略！孙竞超（南开大学法学院）当地时间年6月10日，美国总统拜登与英国首相约翰逊在英国康沃尔郡进行首次会晤，并签署《新大西洋宪章》（TheNewAtlanticCharter）。该宪章共计八个部分，与80年前的美英《大西洋宪章》遥相呼应。《新大西洋宪章》重申英美价值观的共同性，强调加强全面合作、共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提防“那些会破坏规则的人”，声明在事关全球治理的重大事项上保持共同立场，力图重塑被新冠危机重创的国际秩序。重申美日同盟关系剑指中国年4月16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到访白宫，双方就美日共同面对的政治议题和全球挑战进行了沟通和对话，随后发表了题为《面向新时期的美日全球伙伴关系》的领导人联合声明，重申了美日之间的同盟关系。声明将新时期的美日同盟描述为一种“不可磨灭的”同盟关系，认为该同盟关系构成印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奠基石，它得以达成的基础在于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国际法、多边主义、自由和公平的经济秩序等普世价值及共同原则。该声明指出，保持美日双方牢不可摧的同盟关系的首要共识和目的，在于维护印太地区“在我们认同的普世价值及共同原则”基础上实现自由和开放，并且促进包容性经济的繁荣。双方共同呼吁认同上述价值及原则的国家加入维护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事业中来。在此背景下，一个锚定印太、剑指中国的美日新同盟呼之欲出。拜登当局将日本视为其在印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盟友和前哨，在履职之初便与日方展开了一系列密切接触。年1月27日，上任不满一周的拜登与日本首相菅义伟通电话，就地区安全和朝鲜半岛无核化等问题交换意见，其中不乏承认日称“尖阁列岛”（即我国称“钓鱼岛”）在《美日安保条例》第五条保护之下等高度敏感话题的讨论。美日两国在3月举行的安保磋商委员会（“2+2”会议）发布联合声明，时隔52年再次在领导人联合声明中提及台海问题，加重了该问题的政治分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防长奥斯汀均将日本作为就任后的海外首访地，而菅义伟则成为拜登就任后的首位白宫访客，在日相赴美之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对华政策的印太协调员坎贝尔还曾秘访日本，与日本政府高官围绕可能发布的声明内容进行交涉。美国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释放出的积极信号，也会影响到美国的其他亚洲同盟国。韩国总统文在寅在美日发表联合声明的当天宣布将于5月底访问华盛顿，这场“美韩会”亦可能给本就微妙的中韩关系带来变数。拜登结盟战略的目标支柱与路径重申日美同盟是拜登政府价值观外交和结盟外交的重要环节。与前任总统特朗普推行的以“美国优先”为代表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不同，拜登政府希望通过价值观外交和结盟外交等方式实现“重新进群”甚至“再当群主”，借以恢复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行动力，从而为后疫情时代的中美博弈谋得尽可能多的优势。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给现有国际体系带来的巨大挑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Council）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中心组织发表了一系列全球战略报告。其中，《年全球战略：针对中国的联盟战略》开篇便指出，要想成功解决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就需要志同道合的主要盟友和伙伴进行密切协调，做出全球反应，这些“志同道合的主要盟友和伙伴”包括D-10（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和欧盟）国家和其他北约国家，以及其他形式的非正式伙伴。以应对中国构成的挑战和机遇为共同任务，该报告提出了指导后续行动的长期和短期目标。该报告认为，长期来看，美国的这些盟国和伙伴国更愿意与中国保持稳定关系，避免永久对抗，并在共同关系的问题上进行合作，希望将中国调整成一个基于规则、尊重个人权利和合法利益的负责任的成员；短期来看，它们必须阻止中国继续威胁其在经济、外交、治理、安全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利益，为此，盟友和伙伴应该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找到相互合作的领域。同时，该报告提议美国在执行战略过程中采取双轨办法，一方面，寻求与盟友和伙伴进行更深入的合作，以制定协调一致的战略来防范中国；另一方面，在有可能合作的问题上与中国接触，以期恢复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规则体系。5月3日，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七国集团（G7）外长会议上，与会者花费了大量时间讨论中国问题，并在5日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指出，一方面，G7鼓励作为主要大国和经济体的中国建设性地参与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期待与中国就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促进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和地区及全球和平、安全与繁荣开展合作；另一方面，G7在公报中强调这是一种有条件的合作，前提是中国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必须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从公报内容和措辞可以看出，美国的“对抗-合作”结盟战略已取得初步成功，德、意、法等美国的欧洲盟国对华立场趋于强硬，开始向拜登政府靠拢。寻找并巩固盟友，是美国针对中国的结盟战略可行与否的关键，这一战略的两大支柱则分别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和印太战略同盟。大西洋理事会在《中国计划：跨大西洋的战略竞争蓝图》报告中清晰地描绘了针对中国的跨大西洋同盟的可行性及发展方向。该报告指出，三个发展趋势为跨大西洋国家提供了一个协调一致促进和保护自己利益的机会：第一，当下中国在促进中国利益方面变得更加外向、自信和自主，这使得在过去一年里，亚洲发生涉及中国的公开冲突的风险有所增加；第二，美国两党已形成共识，认为应对中国的最佳方式是与全球伙伴统一对抗；第三，欧洲领导人对中国的疑虑越来越多，总体上倾向于与拜登政府合作，这为加强跨大西洋合作铺平了道路。在共同应对中国问题上，该报告为拜登政府提供了基于结盟外交战略的八步走蓝图：建立新的跨大西洋对华协调机制；形成关于中国战略意图的跨大西洋共同情报网络；设计跨大西洋对华共同目标；在这些目标的基础上，构建一个集斗争、竞争与合作于一体的跨大西洋对华共同战略方针；在跨大西洋利益一致的领域设计具体举措，以应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在跨大西洋同盟内部存在分歧和不对称的领域管理对华方针，尽可能减少分歧；在涉及全球共同利益的领域与中国合作，同时监督中国是否遵守规定；与亚洲伙伴协调好每一个步骤。该报告着重强调，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经济和政治权力从西方转移到亚洲，与印太地区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对管理中国崛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拜登政府寻求在跨大西洋伙伴之间达成共识，目的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而将这一战略共识转化为经济和地缘政治层面的行动，又离不开印太盟友的支持与配合。这一蓝图已然通过重启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的方式得以逐步落实。年3月12日，四国首次发布领导人级别的联合声明，重申“四方安全对话”的精神，通过追溯因年海啸灾难救援启动对话机制的初衷和四国对于普世价值和共同原则的认同感，强调该对话机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应对危机。因此，为了应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灾难，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以及印太地区面临的安全挑战，确保该区域的开放与自由，重启QUAD机制势在必行。同一天，重启后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将四国的同盟关系细化为“疫苗伙伴关系”“气候工作组”和“关键与新兴技术工作组”，企图在涉及印太地区当前核心利益的议题中彻底排挤中国的话语权。如是观之，拜登结盟战略的两大支柱已搭建起来，从地缘政治、经济和外交等不同层面对中国的围堵之势已初具规模。

美国结盟战略的现实困境

在经历了特朗普政府短视、多变和不值得信任的单边主义外交灾难之后，拜登政府在外交领域的同盟政治似乎意味着某种具有可行性的修正和回归正轨。这凸显了美国试图修复被特朗普政府破坏的国际信誉，重申自身全球领导力的战略意图。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在《不论喜欢与否，都是超级大国：为什么美国人应该接受他们的国际人设》一文中强调，即便在美国强权衰落的过程中，美国依然无法通过偏安一隅的方式保有自身的安全和自由主义价值观，这一运行了七十余年的世界秩序已与美国强权融为一体，作为唯一能够支持当前世界秩序的强权，维护秩序并迫使挑战者承认秩序本身便意味着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然而，要想通过修补同盟关系实现大国竞争的战略目标，拜登政府还面临着种种现实困境。

首先，美国需要面对特朗普外交政策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波士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研究教授约翰森·科什纳在《消失但未被遗忘：特朗普的长期影响及美国信用的终结》一文中指出，虽然特朗普只执政了一届的时间，但其总统任期会给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带来长久的影响，特朗普短视和自私的行为让美国的盟友们看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深度不确定性，这无疑会影响它们在与美国打交道时的预期。自特朗普之后，美国在亚洲、欧洲和中东地区的盟友纷纷开始质疑美国所拥有特权的正当性。即便新当选的拜登总统与特朗普之前的总统们一样，在外交立场上持中间偏自由的国际主义观点，其他国家也无法迅速从特朗普引发的信任危机中恢复过来。科什纳敏锐地指出，亚洲对于美国的观感是最具影响力的，“亚洲的未来取决于政治计算，而不是军事冲突。区域政治的参与者们将猜测美国未来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和可信度”；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关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它们对于美国的信任程度取决于“美国是否愿意持续参与亚洲事务”。

其次，国内重建将构成拜登政府的工作重心，美国外交将更多服务于美国人民的利益。布林肯在就任国务卿后的第一次重要演讲中阐述了拜登政府“以美国人民为中心的外交政策”，他指出，美国当前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再明显，外交政策方面的优先事项同时是国内和国外问题。布林肯将美中关系视为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提出必须以强势地位与中国竞争、合作和对抗，其最终的目的是为美国人民的利益服务，反映美国人民的价值观。他呼吁在中国问题上与盟友合作，实则奉行的是“开明自利”原则，鼓励盟友共同承担责任，但在美国参与国际安全和全球经济规则制定时，始终将美国人民的利益放在中心位置。与之相呼应的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埃莉斯·拉波特在《沙利文模式》一文中指出，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思考重新构建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时，也转变了自己的传统外交政策共识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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