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建诚：为什么说韦伯命题并不成立

高毅：福柯是怎样一个“光头强”

巴尼·罗塞特著张晓意译

东方出版社

年，格罗夫还处于初创阶段时，伯克利的知名文学学者、英语教授马克·肖勒写信给我，建议我们出版未删节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D.H.劳伦斯的这部最后的主要作品在英国遭禁多年，亦被美国邮政部列入“禁书”名单。如今，肖勒教授（我与他素未谋面）将这位“夫人”请到了我们家门口，“夫人”站在那里等待解放她的人。倘若我们能够成功向美国法院证明劳伦斯作为作家的艺术成就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作为文学作品的独特价值，那么言论自由取得的胜利将是巨大的，是对死亡的狠狠一脚，对生命的甜蜜一吻。更重要的是，这给了我出版自斯沃斯莫尔学院的大学时代起就真正想要向公众出版的书《北回归线》的机会。对于格罗夫，这无疑是特洛伊木马。假如我能让劳伦斯进来，那么想必亨利·米勒便能紧随其后。

年，劳伦斯不顾其英国代理人柯蒂斯·布朗和英语出版商马丁·塞克的反对，与其意大利出版商朱塞佩·奥廖利一道，在佛罗伦萨私印了一千本签名限量版第三稿暨最终稿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可惜奥廖利的努力大多付诸东流。这个深紫色纸板包装的版本只有一小部分流入市面，其余的在英国和美国都被没收、禁售。

年劳伦斯去世，年仅四十四岁。年英国的塞克和美国的艾尔弗雷德·A.克诺夫出版了“删节”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此乃这本书遭遇的真正不公待遇。

这两位出版商的这番“净化”是何目的？是否干净的生活和干净的阅读应画等号，皆值得称赞？而克诺夫和他的英国同行又究竟选择了谁来做清除这位“夫人”的肮脏思想这件脏活？这些指定的无名操刀手如何选择将哪些单词、短语、段落从书中阉割？任何合格、“正派”的出版人都必会参与挑选自己的主队净化者，毕竟这是他（克诺夫）的团队。而“删节”若不是指删掉被政府认定为非法、视为危险的内容（就像苦艾酒），那又是什么呢？克诺夫的“删节”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对原文的解构，跟为私立预科学校的拉丁语学生出版阉割版的奥维德如出一辙，都是先于时代的美沙酮。想到这至今还令我气愤。

在我看来（我现在仍这么看），克诺夫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开膛破肚无异于做了邮政部的得力帮凶，留下一具漂亮的尸体，但是身体里的内脏、心脏、头脑，还有灵魂都不见了。D.H.劳伦斯在这部十分特别的作品中渴望呈现、努力想要表达的东西统统被扔掉了。

劳伦斯的遗孀、改嫁了的弗里达·劳伦斯·拉瓦利一直支持劳伦斯，包括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然而劳伦斯死后，她似乎招架不住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出版商和代理人这帮人的施压，各种删改本纷纷问世。也许如果夫人的远房堂兄弟、牺牲的德国战斗机飞行员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男爵——“红色男爵”，堪称“一战”最著名的王牌飞行员——还在的话，这一幕肯定会发生：再对这些审查官来一两个桶滚式俯冲！

艾尔弗雷德·克诺夫并不热衷于挑战审查制度，他觊觎的是绅士出版商桂冠，因此自然而然地追随英国贵族同行的领导。而我，我没有贵族假面具需要维护，我已经准备好被人骂作出黄书牟取暴利的黑心商人。亨利·米勒及其出版商巴黎方尖碑出版社的杰克·卡亨已经领教过了其中的厉害，塞缪尔·贝克特也刚刚写信给我，警告我他的作品可能面临的审查阻碍。

如果我认为有合适的书和作者为之斗争，我随时准备斗争。现在，感谢马克·肖勒的建议，我找到了。是时候挑战邮政部来与我们过招了。如有必要，也可以由我们向他们发起进攻。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拒之门外，审查制度这堵墙上便无意间出现了一个漏洞。倘若资金充足、文学品位高雅的大公司不愿意出手向那个暴露的漏洞发起攻击，那么我们乐意取而代之。

审查官的魔爪伸向未删节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因为劳伦斯犹如火山喷发的岩浆无法遏止，想让两性关系回归更加自然——抒情美好——的状态。他试图消除对人际关系的错误限制，坚持毫不掩饰地描写性爱经历，还下定决心赋予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四字经在文学中应有的地位。当劳伦斯的书在英国遭禁、在美国落入一个叫“美国违禁商品收缴部”的机构的手中，艾尔弗雷德·克诺夫并未准备营救，还在一群大学教师中找到了志同道合者。他们认为他们自己阅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没有问题，而对于水平较低的人就太危险了。其假设是我们大多数人皆容易受到腐蚀，而少数特别的人不会。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触怒审查官的不仅仅是四字经和详细的性描写。这些自封的卫道士觉得这本书写得相对易读，通俗易懂。他们不仅不希望，还害怕这本书拥有广大的读者。想到书中的那些下流思想会侵蚀这么多乐于接受的美国人的灵魂，特别是那些因收入微薄、教育糟糕而贫苦的人，他们就心里打战。

正如联邦检察官小哈泽德·吉莱斯皮后来在一次起诉格罗夫时说的，小说的男主人公梅勒斯是一名狩猎场看守，而女主人公是一位上流社会的夫人。这着实惹恼了道德和阶级特权的卫道士们。我从一开始便觉得如果是反过来，一个庄园主与一个漂亮女仆有染，便什么事都没有。再者，劳伦斯小说里的这对男女太享受性爱了。这绝对不行，可能会传染。

为了打响战斗，年3月3日，我写信给琼·兰迪斯。20世纪50年代初，还是本宁顿学院学生的琼曾在格罗夫实习，十分能干而且亲切可人。起先是华莱士·福利建议我找她的，她当时与她的美国丈夫住在巴黎。我叫她买四本未删节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寄到纽约给我。书于4月22日寄出，为了确保书不会被粗心的海关人员遗漏，我写信给纽约海关（现在的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通知他们这批书在路上了。若想要决斗，你就得告诉对手日期。

一个月过去，杳无音信。据说海外包裹拖延一个月左右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又过了一阵子书还是没有收到，我便想书是被没收了，不过我并未得到任何官方消息。于是我叫琼再寄一本给我。

我收到邮寄的书后，再次写信给纽约海关，告诉对方他们漏掉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还说他们应该感到羞耻。随后我马上把书寄回海关的纽约办事处，要他们知道这本危险的书确确实实已经入境。

纽约海关不想自己让自己出丑。或许他们不想冒险与格罗夫出版社打官司或者以其他方式出洋相。这个自视甚高的官僚机构决定：把这件事情送交上级才是审慎的做法。于是他们把书寄到华盛顿，交由违禁商品收缴官——美国政府中较神秘的部门主管之一——来裁决。我想象他安坐在美国邮政部大楼最深处的地下室里，那里就相当于梵蒂冈的遭禁文学和艺术地下图书馆。

直到8月日，违禁商品副收缴官欧文·菲什曼才做出官方表态：

根据《年关税法》第条，该书属于淫秽书籍。因此，我们将根据法律适时对该书予以扣押和没收。

天皇莅临官邸了！最高行刑大人准备开始表演了！我花了数月的时间让勇敢的查泰莱夫人惹上官司，现在我终于有控告联邦政府、质疑其拘禁她的权力的依据了。挑战已经发出，不久后便可看出，邮政部不想被吉尔伯特和沙利文比下去。

从一开始我们反对禁止这本书的理由——这在日后《北回归线》的出版斗争中将派上用场——便是基于“文学价值”这一概念。我采用这个概念有图方便的嫌疑，但不管怎样，这是我们手上最管用的武器，也是我们的法则。

下一步，我请马克·肖勒为我们要出版的版本写序，进一步阐明文学价值这个概念。在我看来，肖勒写的序至今仍是此书最卓越的研究之一。肖勒应我们的要求前往新墨西哥州的陶斯县拜访弗里达·劳伦斯，夫人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三个版本的手稿都拿给他看。肖勒记叙了最终未删节稿的成稿过程，阐明劳伦斯如何苦心经营，努力完善这部小说，使之成为艺术品。肖勒为我们的版本提供的学术工具日后在法庭上有重大帮助。要说肖勒有任何想借此发财的打算，恕我从来不知。我发现的马克的唯一缺点是他对哈佛俱乐部的钟爱。当时这个酒吧只接待男性，光是这点就叫我不会进去。不过为了迁就他和我的律师查尔斯·“赛”·伦巴（其在日后米勒的诉讼中至关重要），我去了这间亵渎神明的老窝不止一次。（需要指出的是，开始阶段我的律师是伊弗雷姆·伦敦。）

我写信给诸多评论家、学者、律师，请他们支持我们的主张，即：此书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丝毫不淫秽。并非所有人都接受请求，但许多人欣然同意了，帮助我们构建基础防御。

这些人中兰登书屋的创办人之一本内特·瑟夫的答复出乎我的意料。他打赢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淫秽诉讼案。他是出版界的泰斗之一，却平易近人，而且在我看来似乎有些脆弱。然而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件事上，他差点儿搅了局。他在回复我的请求时写道：“时至今日我觉得已无甚必要出版未删节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我看来，这本书就是一个十分愚蠢的故事，远低于劳伦斯的一般水平，而且似乎是故意卖弄色情……我不禁认为，谁在年想要争取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在把大笔的赌注押在出售一本黄书上以制造噱头、博取眼球。”尽管如此，我仍然喜欢瑟夫，基本无视他的讨厌的回复。瑟夫虽然一开始反对，但是后来在保卫《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战斗中成了我宝贵的好朋友。

且不管本内特·瑟夫，我得到了继续进行下去的足够多的支持。文化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写道：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认为劳伦斯的小说并非色情书籍。其宗旨与他的其他作品并无二致，皆是艺术的，道德的，是作者怀着一腔热忱、想以他认为能够带来更大的和谐、幸福、道义的方式革新我们的文化而创作的。

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回复如下：

只有那些认为语言文字本身是不纯洁的，那些认为“某些主题”不能出现在印刷品里、但是在生活中却经常提及，那些认为人类生存的根本和动人事实“肮脏”的人，才会从文本本身得出结论，觉得劳伦斯写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淫秽的。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初版没有版权。就美国的出版权而言，当劳伦斯和奥廖利将其印刷出版时，此书就已立即成为公共财产。而且我记得年克诺夫在美国出版删节版时，并未去注册版权，更加证明：任何人想出版这本书都不会遭到版权局或者其他出版商的干涉，只有因出版淫秽书籍罪名被逮捕的危险。

我希望以最佳方式呈现这本书。尽管伊弗雷姆·伦敦跟我保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属公有财产，即不受版权保护，任何人都可以出版，无任何限制，但出于情感和务实目的我还是想跟弗里达·劳伦斯签一份协议。我请马克·肖勒代为转达，说我愿意为卖出去的所有书向她支付百分之十的版税，尽管我没有这个义务。

弗里达对于法律上的技术细节相当困惑，这可以理解。她在信中写道：“我有版权，可是出版权在克诺夫那里……”

我写信给她解释说，法律上这本书没有版权，但是我希望得到她的“同意和大力支持。”

她所能做的只有祝我好运。愿上帝保佑她。

弗里达在英国的代理人是劳伦斯·波林格，曾经是柯蒂斯·布朗手下的一名文学代理。不过他与布朗不同，他支持劳伦斯出版私人限量版的决定。当时波林格已经自立门户，能够左右弗里达，控制着劳伦斯的文学财产，更不要说还有弗里达的收入。当他得知格罗夫想要在美国出版未删节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尽管他知道法律上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们，但还是坚决反对此事。是不是又是阶层歧视和阶级忠诚在作怪？我不得而知。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阻碍。克诺夫的一名主管威廉·科什兰（此前我一直把他当朋友）写信给美国代理艾伦·科林斯，要他向格罗夫传达克诺夫的意思。科林斯打电话给我说，克诺夫认为自己是美国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唯一授权出版商，而该版本现在由平装书出版社新美国文库出版公司获得出版授权。科什兰还说，倘若格罗夫在审查制度一案中赢得了有利判决，那么克诺夫将是未删节版的出版商。艾尔弗雷德·克诺夫透过文学代理向我们表明他的立场。一方面他觉得未删节版不可能在美国出版，另一方面可以的话又想自己出版，从格罗夫高昂的法庭诉讼中渔翁得利。远没有克诺夫那么财大气粗的格罗夫陷于经济困难，岌岌可危。尽管后来克诺夫并没有这么干，但是新美国文库和其他人还是利用了格罗夫为这本书进行的法律斗争。克诺夫的立场预示了将来发生的事情，他无法阻止格罗夫，但感谢他，也没有实施他说的威胁。不过这仍是相当不厚道的胁迫。

有关《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版权的谈判主要在年的春夏两季进行。当时我的手头并不宽裕。父亲年9月去世之前一直在帮我，不过他赞助的金额有限，包括买下原来的格罗夫出版社及其约一千本平装书的库存（这些书存放在我住的格林尼治村西九街的褐石房屋的三楼）的那三千美元。我不能叫他替我为一本书（书的版权还不是我的）打漫长的官司——这么一场不知输赢的赌博——出钱。父亲去世后，母亲愿意帮我，可是我发现自己卷入与父亲遗产的指定共同执行人——大陆银行面对面的斗争之中。父亲的钱将放在母亲的信托里，直到她去世，到时信托中剩下的钱便归我。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将钱拿出来打《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官司。

我和芝加哥最大的银行是父亲遗产的共同执行人。现在回头看，我做的事情相当不靠谱。我接管了父亲的银行——大都会信托公司，将其并入格罗夫出版社。可以说一夜之间，格罗夫拥有了精装书、平装书和九十天的美国政府债券！二者都是纸张做的，但这也是两者唯一的相似之处。这自然遭到遗嘱共同执行人大陆银行的反对。

突然之间我两线作战——卡尔·马克思曾经教导我要尽可能避免这种情况。有些人可能觉得大陆银行比美国邮政部还难搞、还危险，必须通过法庭诉讼和游击战双管齐下才能解决。确实如此。

我虽然没有输掉战斗，但也使得母亲，到头来也是令我自己，损失掉了相当大一部分的遗产。遗产是留给母亲的，假如格罗夫出版社与大都会信托公司的合并以悲剧收场的话，遭受最大损失的很可能也是她。然而，具有远见卓识、令人敬佩的母亲却大力支持我向法院提出最荒唐的请求——解雇遗嘱共同执行人大陆银行。

时间一天天过去，格罗夫的其他图书一本接一本地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却毫无进展。年，无奈之下，我决定再次向艾尔弗雷德·克诺夫让步。尽管截至当时格罗夫已经为这件事情投入了相当可观的费用，但是我决定将整本书让给克诺夫，条件是他们一字不删地出版这本书，且倘若由此引发诉讼，他们将把官司打到底。另外一个办法是，我愿意跟他们合作。倘若我们打赢了官司，我建议由克诺夫或者格罗夫出版这本书，成本分摊，利润共享。

弗里达·劳伦斯对此十分热心。她写道：“这很令人兴奋。我认为这场重要战斗不仅仅是为了这本书，也是为了将来其他人。我很想知道克诺夫的答复。”

艾尔弗雷德·A.克诺夫（我无缘结识他，连跟他讨论这件关系重大的出版事件的机会都没有）选择退出，但不出所料是按照他自己的条件。他透过同事威廉·科什兰写信给我说他们将“把这件事留待你和劳伦斯·波林格去解决”。波林格坚决反对格罗夫出版此书，我们试图达成和解的努力告吹。伊弗雷姆·伦敦再次重申了我们的法律地位：

波林格、科林斯、弗里尔（属于海涅曼公司，一家英国出版社，有兴趣出版自己的版本）对于格罗夫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反对无关紧要，因为在美国无人对该作品的第三种版本拥有任何权利；没有人有此权利，因为此书属公有财产，即不受版权保护，任何人都可以出版，无任何限制。

尽管如此，我仍然处于困境。没有庞大的资金，还要面临克诺夫可能接踵而至的竞品，我怎么出版这本书？波林格迟迟没有音信，我只得决定将这个计划暂时搁置，此时是年3月。年8月，弗里达去世。《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出版计划一直搁置到年。

审查制度斗争搁置期间，我作为一个出版人也没闲着。我们的出版书目快速增加。为挑战淫秽法做准备的同一年，我们出版了首个英文版的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这是格罗夫出版的最重要的一本单册图书。那段时期格罗夫出版的其他书和作家还有：让·热内的《女仆》和《高度监视》，可爱的尼日利亚作家阿莫斯·图图奥拉的两本小说《棕榈酒鬼》和《我在鬼林中的生活》。我们还发行了伦敦国家美术馆出版物系列的二十种世界美术图书，他们对我们可没有波林格那样的敌意，著名英国公司查托与温达斯或T.S.艾略特的出版商费伯—费伯也没有。年，我们出版了唐纳德·基恩精心编辑、翻译的《日本文学选集》，此书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还有贝克特的小说《莫洛伊》，以及许多已经绝版的经典名著，如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马克·吐温等。但同时我也极其愚蠢地拒绝了费伯推荐给我的两本书：J.R.R.托尔金的《霍比特人》和劳伦斯·达雷尔的《贾丝廷》。

年，法语电影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上映后，立刻在纽约遭到禁播。已经成为劳伦斯专家的伊弗雷姆·伦敦对此提起诉讼，一路告到美国最高法院。案件定于年月开庭审理，伦敦跟我说他保准能打赢。这样的判例对于格罗夫出版此书（假如我们能够出版的话）可能引发的任何诉讼无疑将有巨大帮助，对我来说这是重启出版计划的好时机。

年2月，我告诉马克·肖勒格罗夫准备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了，要他将未删节版的文本进行排版准备印刷。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要核对劳伦斯的笔记和更正之处，要尽可能保证我们的版本真实可信。我请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允许我们使用他年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辩护的精彩回信作为书的前言，他欣然同意，重写了信，把日期改为年。书套上是埃德蒙·威尔逊和雅克·巴尔赞对劳伦斯的专题推荐，二人的精彩点评令人过目难忘。肖勒还添了一段生平介绍，用恰当的文学和历史资料完善了此版本。我们尽全力呈现尽善尽美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至少我认为我做到了忠实于劳伦斯。

我给《纽约时报》寄了一份新书预告，刊登于年3月9日，声明格罗夫出版社准备出版未删节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预告中说：

无论是文学上还是法律上均已无理由再不让美国大众阅读这部现代经典。此书讲述了一则浪漫优美的爱情故事，在现代英语文学中享有崇高地位。

书的广告采用跟新书预告一样低调但有些历史感的风格，由“我们的”广告代理，萨斯曼和休格负责。我们还精心策划了广告宣传活动，挑选几家日报和周刊，详尽、及时地跟踪报道我们为争取自由地发行这本书所进行的斗争。

我们与堪称当时最大的文学图书俱乐部“读者订阅”签约，向其会员推介此书，收效斐然。俱乐部负责人阿瑟·J.罗森塔尔后来成了哈佛大学出版社社长。向会员发售不仅增加了书的整体销量，俱乐部的法律事务所还在法律辩护中助了我们一臂之力。阿瑟是个完美的合作伙伴，为人高尚正直，毫不势利。他不愿乘坐岳父的大型私人飞机，觉得白白地搭便车没面子。（我就不一样了，要是有从东汉普顿到纽约的免费舒适便车可以坐，我肯定毫不犹豫！）

《纽约时报》的预告刊登之后，订单蜂拥而至。然而有些书店显得很紧张，这是情有可原的。我们向他们保证如果当地执法部门找他们麻烦，格罗夫将承担律师费——这在当时，乃至其他时候都是相当具有创新性的举措。

媒体对我们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进行的广告宣传反映相当不错，大多数杂志都接受了我们的广告。《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在年5月4日（刚好是我们宣布的出版日期）刊登了友好的专题报道。《纽约时报》起先拒绝了我们的广告，但后来发表了重要的文学评论家、劳伦斯和审查制度专家哈里·T.穆尔的高度肯定的评论。知名电视新闻记者本·格劳尔就这本书采访了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迈克·华莱士就此书电影版的诉讼案采访了伊弗雷姆·伦敦，那是华莱士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王牌节目《60分钟》出现之前的事。媒体对整件事情表现出由衷的关切，让人不由得觉得言论自由的障碍着实受到了极大挑战，甚至是瓦解。

然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场小冲突，我解雇了伊弗雷姆·伦敦。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伊弗雷姆跟我们一群人——肖勒、哈里·T.穆尔、我的第三任妻子克里斯蒂娜及其姐妹路易莎，可能还有其他人——到波士顿参加格罗夫出版的哈罗德·品特的剧作《生日晚会》首演。大家一起坐在剑桥市一家酒店的餐厅里，伊弗雷姆开始侃侃而谈他打算如何打《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场官司。我不记得在哪个问题上与他意见相左，他立马数落我，简慢地说：“要么照我说的做，要么干脆甭做。”我的条件反射是告诉他这个案子不需要他了。我记得当时我想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可不想在我为言论自由而战的时候却被自己的律师堵上嘴巴。诚然伊弗雷姆是一名杰出的律师，曾为阿尔杰·希斯和伦尼·布鲁斯辩护，帮助罗塞利尼的电影《奇迹》解禁，还与我一同深入参与了处理父亲遗产的案件。然而，这件事情涉及我所有的出版努力，甚至是我的自由，我希望在辩护过程中有发言权。

我需要一名新的辩护律师代表格罗夫出席即将到来的诉讼案，于是我聘请了东汉普顿的邻居赛·伦巴。说归说，做归做，我觉得赛打这场官司的方法方式与伊弗雷姆计划的没太大区别，可是他至少让我觉得我参与了决策过程的每一步。幸运的是，他同样是一名异常聪明能干的律师。后来他成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方面的案件的权威。

截至3月2日，我们预售了七千本书。从3月7日的首个订单，到布赖恩法官撤销对这本书的淫秽指控的隔天7月22日的最后一个订单，《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共印刷十四次，共计十六万一千册。

年4月30日，美国邮政部正式采取措施，禁止邮寄该小说，纽约市邮政局长罗伯特·K.克里森伯里没收了64本书。5月6日，局长发布正式通告，声称此书“内容和人物淫秽色情、下流猥亵、低俗不雅……根据《美国法典》第8卷第46条不得邮寄。此书的主要效果是引起淫欲”——此即邮政部意欲维护的法律标准。

格罗夫遵守邮政部的规定，案件审结之前没有再邮寄此书，同意5月4日在纽约举行听证。邮政部的禁令更像是审查官声明，而非警察行动，但是如果禁令承受住了我们的法律挑战，就将禁止这个版本。禁令本身对格罗夫发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影响不大。禁令生效前，我们已经邮寄了约三万册，而且还在继续用卡车把书运给批发商。对于小订单，格罗夫采用铁路快运发货，与书店一起分摊成本。我们继续为这本书做广告、发行、辩护，通过媒体保持话题热度。合众国际社、美联社、《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出版人周刊》等媒体一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