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八年六月一日，戴德生、玛丽亚和四个孩子，从杭州迁移到扬州。戴德生一家人住进当地的一间小旅馆，戴德生自己则一面行医，一面传福音。

扬州这地方，佛教的势力很大，那里的和尚和僧侣，为了维护他们的传统势力和既得利益，就煽动当地的居民起来反对戴德生等内地会宣教士。

起初只是一些市民的鼓噪，在有心人的挑拨下，渐渐地演变成一场暴乱。使局势加倍复杂的，是有人在整个事件中，强调英国人用鸦片，来毒害中国人，使中国贫穷衰弱；他们又诬说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精神鸦片，用来腐蚀中国人民，说宣教工作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那段日子，煽动性的传单在扬州各地派发，措辞则越来越具攻击性。

戴德生完全可以暂时离开扬州，避避风头。

在这件事上，戴德生又再一次违背他自己的原则，即他多次说的要取得当地政府的友谊。上次他为萧山事件，写信向英国领事福瑞斯特投诉，可以将责任归给惹事生非的尼可。这一次戴德生可说难辞其咎了。

首先戴德生亲自写信向扬州地方官抗议，不久即收到一封措辞礼貌的道歉信。戴德生也就认为，写抗议信确实奏效。但是第二波的暴动接踵而至，成千上百的暴徒在晚上出现，在熊熊的火光下，包围戴德生的房子，并朝他们的房子掷砖头。

一场暴乱的结果，玛丽亚和一些同工都受了伤，最后扬州的地方政府派了官兵看守戴德生的房子。

暴乱之后，戴德生派一个本地人向镇江的英国副领事亚伦（Allen），投诉暴乱的经过。事情从此闹大了，扬州知府知道牵动了中英两国的关系，就劝戴德生为了自己一家的安全，暂时离开扬州。戴德生于是暂时住在镇江。

一八六八年八月三十日，英国总领事麦都思（WalterMedhurst）——《中国》一书作者麦都思的儿子——来到扬州，向戴德生录取口供。麦都思对扬州知府保护英国侨民不力，向扬州知府的上司——镇江的道台——提出抗议。镇江道台并不认错，表示不愿意向外国势力屈服。镇江官方竟然贴出排外的告示，使英国总领事麦都思下不了台，因此非常气愤。中英双方的争执进一步升级，英国派出军舰雷那多号（Rinaldo）到镇江港外示威。同年九月十日，军舰雷那多开往南京威吓南京总督，接着英国驻华公使亚尔科克要求英国远东司令哈利?凯培尔（SirHarryKeppel）派军舰到大运河，向南京和扬州的地方官施压力，要求地方官赔偿。英国派出的军舰有罗得奈号（Rodney）、雷那多号（Rinaldo）、史丹尼号（Stanley）、伊卡鲁丝号（Icarus）和吉伯拉号（Zebra）。这些英国军舰悍然长驱直入中国内河一带，准备随时炮轰、焚烧、屠杀。整件事是以满清政府的公开道歉，以及扬州知府被革职才了结的。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戴德生和玛丽亚在英国总领事麦都思的陪同下，重返扬州。

扬州暴乱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政府得势不饶人，不肯善罢甘休。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英国外交部长史丹尼勋爵（LordEdwardStanley）指示英驻华公使亚尔科克要向中国政府交涉，说英国的政治威信已因扬州事件受到严重损害，要求满清政府赔偿。史丹尼勋爵是保守党首相迪斯瑞理（BenjaminDisraeli）的内阁大臣。几天之后，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自由党首相格拉斯顿（Will-iamEwartGladstone）组阁，由克拉伦顿伯爵（EarlofClarendon）接任外交部长。也许神藉着这机会让戴德生与属世的权势划分界限；克拉伦顿改变了对华政策，要求英国驻华公使亚尔科克和总领事麦都思为出动数艘军舰，以武力压制满清政府的蛮横手段做出解释。那时候戴德生和玛丽亚的属灵感觉还是迟钝的，不知道差传的工作，不能依赖外邦人——包括任何政府——的武力。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三日，英国的权威报纸泰晤士报在社评中抨击中国内地会，说早期的使徒和宣教士从来不依赖军舰和武力去宣扬基督的福音；当我们听到有一些以祈祷传道为事的人，竟动用枪炮威胁中国内地的城镇，我们对此感到震惊。

英国的读者，包括支持戴德生的基督徒，都对这些报导感到震惊；令戴德生痛心的，是许多已往信任他的基督徒，包括至亲好友，也因着这些不利于他的报导，而疏远他，不再支持他。内地会的奉献款从此大幅度减少。

在这段困难的日子里，布里斯托弟兄会的领袖乔治?慕勒，非但没有中断他经常性的奉献；反而扩大他对内地会的经济支持。从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年，慕勒奉献给内地会的款额，正好补足各方面减少奉献给内地会的款额。

一八六九年，戴德生本想带着玛丽亚到宁波附近的普渡岛度假十天，上海报纸报导他又会到那里制造事端，英国领事馆被迫叫他离开度假地。那些报刊的攻击性文章未免过火，有的说他卤莽、愚昧、扰乱社会治安；有的说他已经招惹了严重的政治风波，使无辜的外国人无法在中国立足，破坏了中外关系；有的甚至建议把他关进精神病院。

这些中伤的言论使戴德生心灵受伤，灵性陷于低潮。他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感到沮丧和失望，有一段从未公诸于世的戴德生的笔录，说他绝望到甚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拦阻戴德生去自杀的，是玛丽亚的爱情；玛丽亚一直在属灵的事工上，支持他和勉励他。

从这些事情上，我们看到一个属灵伟人，在灵性成长的过程中，也有失败、软弱、绝望的时刻。感谢神，戴德生在最恶劣的情况中，蒙神的保守，度过了危机。

十一

荣耀的恢复

一八六九年夏天，戴德生有着罗马书第七章的经历，他恨自己，他恨恶自己的罪，却没有能力胜过罪。他的内心苦苦挣扎，每天祷告、认罪、禁食、立志为善、勤读圣经，仍然没有果效。他愈靠自己的能力追求圣洁，愈活不出圣洁，直到他几乎绝望了。八月间，戴德生到杭州探访那里负责的同工约翰?麦卡锡（JohnMcCarthy），向麦卡锡弟兄谈到自己灵性上的挣扎经历，他所谈的其实也是麦卡锡弟兄当时的属灵光景。戴德生在回途中一路在想：“怎样向基督支取我所需要的？祂富足，我则贫穷；祂刚强！我则软弱。”

同年九月间，戴德生接到麦卡锡的一封信，信里说：“让爱我的救主在我里面，行出祂的旨意，住在基督里，而不是靠奋斗挣扎。”信的最后一段话，说：“不是努力去得着信心，或是祈求信心的增加，只须仰望信实的主就够了。完完全全地安息在爱我们的基督里面，时时刻刻地，永永远远地。”

读完这封信，戴德生的眼睛被打开了。“我们纵然失信，祂乃是可信的。”他不再挣扎了，他看到他与基督是合一的。

戴德生召聚同工们来读麦卡锡的信。“企图从祂那里乞讨丰富的恩典是错误的，我们是祂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是祂的肢体，就像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啊，真是不可思议，我们竟与复活的主合为一体。”

一八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玛丽亚因病逝世；戴德生平静地接受这个悲痛的事实。他关在房间里，独自面对神，他靠着神的恩典，已经刚强得胜了。他再次严肃地将自己奉献给神。

一八七一年八月五日，戴德生乘搭伏尔加号（Volga），离开上海，同船的有女同工福珍妮。福珍妮曾在五年前，和戴德生一起乘搭兰花号到中国。福珍妮到杭州后，办了一间学校，又带领了五十多人信主，为人聪明能干。他们在伏尔加号轮船上，已经互相恋慕。伏尔加号抵达法国马赛港后，戴德生、福珍妮就改乘火车到巴黎，四天后到达伦敦。到了伦敦，戴德生在征得福珍妮的父母同意后，于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与福珍妮结婚。

戴德生续弦之后，没有和福珍妮度蜜月，夫妻两人都是内地会的同工，许多工作摆在面前，等着他们去处理，何况福珍妮还要照顾戴德生前妻玛丽亚留下的几个孩子。

一八七二年一月，戴德生一家人搬到伦敦培兰路（PyrlandRoad）六号。培兰路六号便成了伦敦内地会的中心。但整个内地会在英国的总部，仍是在威廉?柏迦在圣山（SaintHill）上的住宅里。

搬完家之后，戴德生先到班斯泰埠，拜访弟兄会的领袖戚伯门。戚伯门对戴德生说，我每天都在访问你，意即戚伯门每天都为戴德生祷告。戴德生接着到布里斯托拜访另一位弟兄会领袖慕勒，并在慕勒主持的伯赛大教堂讲道。

同年六月，戴德生应圣公会威廉?宾法特牧师的邀请，到迈德美聚会（MildmayConferene）中讲道。在这次聚会中，戴德生认识了同为讲员的美国大布道家慕迪。在迈德美聚会之后，中国内地会在伦敦的组织结构得到加强，增加了两位义务秘书。一位是理察?希尔（RichardHarrisHill）；一位是亨利?苏涛（HenrySoltau）。查理?希尔的父亲老查理?希尔，是闭关弟兄会领袖达秘的同工；老查理?希尔又娶了弟兄会另一负责人亨利?威廉?苏涛（HenryWilliamSoltau）的妹妹为妻。另一位内地会义务秘书亨利?苏涛正是弟兄会第一代同工亨利?威廉?苏涛的儿子，小亨利?苏涛的妹妹安妮斯（AgnesSoltau）则嫁给小查理?希尔为妻。总结一句，内地会的一位秘书亨利?苏涛，是另一位秘书查理?希尔的小舅子。他们两个家族是亲上加亲。如今弟兄会的希尔家族和苏涛家族的第二代，联手起来，全力支持戴德生。

戴德生接着前往多田咸的弟兄会去拜访史达西姐妹和豪威尔两兄弟。多田咸的弟兄姐妹一直大力支持内地会的差传工作，豪威尔经营的药厂多年来赠送巨量的奎宁（quinine）药品，去治疗在中国无数的疟疾病患者。这次的交通，产生了意料不到的成果，即罗伯特?豪威尔的儿子，希尔多?豪威尔（TheodoreHoward）加入了内地会的管理层，这是另一个弟兄会领袖的第二代，加入了中国内地会，正式投入了中国的差传事工。希尔多?豪威尔后来升任内地会管理委员会主席。

为了扩大中国内地会的支持力量，戴德生接受了几位义务秘书的意见，邀请有负担的，或有经济实力的基督教的领袖为推荐人（Referees）。Referees这个英文字很难恰当地翻译，在这里包括了赞助人的意思。被邀请为中国内地会推荐人的，包括有当年弟兄会中最有名望的、最有威信的负责弟兄：戚伯门（RoberChapman）、标利（HenryBewley）、柯林渥（WillianCollingwood）、约翰?豪威尔（JohnEliotHoward）、约翰?摩利（JohnMorley）、慕勒（GeorgeMuller）、拉斯多勋爵（LordRadstock）、史密斯（DenhamSmith）、亨利?瓦利（HenryVarley）。

新改组的内地会在宣教事工上有了异象，强调要扶助中国的基督徒，使他们趁早自立。并且强调内地会要竖起十字架的标记，愿意接受最低的、最卑微的地位，追求与中国各阶层的人士和睦。

一八七二年十月九日，戴德生离开英国，再接再厉地，投入中国的差传工作里。戴德生到达中国时，所带来的款项，正好解决了在中国的同工们的需要。当时内地会在中国的同工已有一百位，加上他们的家属，每个月的支出实在十分庞大。戴德生在同工们彷徨无措、灰心丧志的时候，再次把同工们团聚在一起，并且勉励他们，提醒他们必须不忘当初神所付托的使命——带领中国人归向基督。

一八七四年六月，戴德生乘船到武昌时，扭伤骨头，倒床不起，十月份回到英国治疗。戴德生到英国后，病情严重，以致两小腿瘫痪，医生嘱他要长期卧床休息。这时戴德生正值壮年，才四十二岁，这个突来之病对他是项沉重的打击。明知内地会有成千上百的事要他处理，他却动弹不得；他唯有天天为内地会和中国祷告。

一八七五年初，戴德生病在家中的时候，印发一项启事，要求各地信徒为数亿中国人祷告，并请在英国的弟兄姐妹，每天抽出一分钟，求神差遣十八人到中国作差传工作。戴德生夫妇并隐名奉献出四千镑，为中国的差传工作之用。

一八七五年四月，内地会向神所求的十八个宣教士，出发到中国。

一八八一年十二月，戴德生在中国召集同工们到镇江开会，聚会时大家为差派七十个宣教士到中国恳切祷告。一八八三年，在英国受高等教育的基督徒响应了这项呼召，内中包括著名的剑桥七杰。这一年戴德生正在英国，剑桥七杰中有因他得着属灵帮助的。

一八八七年，戴德生已是五十五岁，他的信心并没有减退，他仍仰望神，再差遣一百名新的宣教士到中国来。他还仰望神在那一年再供给内地会一万英镑的经费，结果神垂听了他的祷告。在年终统计时，该年中国内地会收到一万一千英镑的奉献款，而蒙召到中国的宣教士，则是一百零二人，比起原先所求的，还多两名。

十二末后的祝福

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马隆?弗洛斯特（MahlonFrost），因开采石油，积累相当多的财富，他后来成为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HarvardUniversity）的创办人之一。

马隆?弗洛斯特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同时非常好客。马隆?弗洛斯特的朋友当中，有美国的复兴家慕迪（DwightLymanMoody）。一八七四年，当弟兄会的“孩儿讲员”慕尔豪（HarryMoorhouse）到美国的时候，马隆?弗洛斯特就接待他住在他芝加哥的家里。在芝加哥，慕迪和慕尔豪在讲台上所释放的信息，使马隆?弗洛斯特在灵性上得着激励。

原来慕迪是在一八六七年访英时，认识弟兄会的布道家慕尔豪的。慕迪首先认识了普里茅斯（Plymouth）的弟兄会领袖瓦利（HenryVarley）；又经瓦利介绍认识了都柏林（Dublin）弟兄会另一领袖标利（HenryBewley），而慕迪是在都柏林的聚会中被介绍认识慕尔豪的。

前文已经指出，中国内地会在英国邀请了许多有名望、有实力的人作推荐人；而弟兄会的领袖几乎倾巢而出，出任内地会的推荐人，内中就包括了瓦利和标利。

马隆?弗洛斯特的小儿子亨利?弗洛斯特（HenryFrost），从小就蒙恩得救。他听到了太多戴德生和中国内地会的事迹，就立意要加入内地会，并愿以具体的行动，呼召美国和加拿大的弟兄姐妹，尽力支持内地会在中国的差传事工。

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亨利?弗洛斯特从纽约乘船，前往英国寻找戴德生。亨利?弗洛斯特见到从苏格兰甫回伦敦的戴德生时，心里大受感动。他多年来心目中的属灵伟人，竟是那么温柔谦卑。从那时刻起，亨利?弗洛斯特就下定决心，要终身与戴德生合作。

初次的会面，最令亨利?弗洛斯特失望的，就是戴德生听到亨利?弗洛斯特要动员美国、加拿大的弟兄姐妹，去支持内地会在中国的差传事工时，戴德生竟没有立即接受其好意。

一八八八年七月，戴德生应慕迪邀请，前往美国讲道。到达了纽约市，戴德生就住在亨利?弗洛斯特父亲的豪华房子。戴德生在美国各地领会，圣灵大大做工，许多人献身到中国作宣教士，奉献的款项源源不绝，亨利?弗洛斯特被迫作临时司库，而中国内地会的美洲分会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既定的事实。

一八九七年，神垂听了内地会多年的祷告，一位英国的批发商人莫东（J.T.Morton），在遗嘱中留下十万英镑给内地会，基本上解决了内地会长期间的需要。

一九○○年，内地会的宣教士在中国被迫害，殉难的有五十八名之多，此外还有二十一个小孩。戴德生身在瑞士，听到这些消息，内心忧伤，深受刺激，脉搏每分钟从八十次降至四十次，同工们只好将一些坏消息留下，不让他知道，怕他不堪刺激。

内地会的宣教士虽然横遭残杀，却毫无怨言，不复有往年扬州事件的强烈反应；他们不说一句怨言，更不言及报仇、赔偿之类的事。所有内地会的同工，遵照戴德生的规范，吃苦耐劳，甘冒生命危险，一旦受到迫害，不向本国政府投诉。

一九○一年夏天，他在瑞士沙木尼谷（Chamon-ixValley）的松林中散步，滑脚跌倒。当他身体稍为康复，他就想到中国。他虽身在瑞士，却心在中国，他渴望早日回到他心爱的家乡中国。

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戴德生的老伴福珍妮因病逝世。

一九○五年四月，戴德生七十三岁时，终于达到他的心愿，他第十一次来到中国。

一九○五年六月三日，他在长沙时，对同工们说：“在祷告中，把一切都交托给神，这是我们最大的权利。在祷告中，没有什么大事与小事之分。只有神才是伟大，我们应当完全信靠祂。”说完这些话，戴德生就回到房间，安然归主。

这一年，内地会在华的宣教士，已有八百二十八名，教堂七百五十四处，布道所一千一百所，受洗加入教会的人无法计数。

此后，内地会继续发展，证明戴德生撒下的种子并不落空。一九一四年，中国内地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差传机构。一九三四年，内地会达到了历史的巅峰，旗下的差传工作者达到一千三百六十八人，给中国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属灵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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