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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强烈的文明冲突莫过于战争与殖民。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下，或奋起抵抗，或忍辱偷生。黑人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就经历了这样的碰撞，面对诸多剧变，是母语还是英语，是斗争还是沉默？是乡村土著还是外来基督？是拥抱“未来”还是坚守血脉？让我们透过他的文学作品，领略其人生抉择，感受那个时代的命运。

恩古吉·瓦·提安哥，年出生，近十几年旅居美国。小说家、剧作家、政论家。他出身于东非肯尼亚卡米里苏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在地理上属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称为“白色高地”的行政区域。年恩古吉毕业于乌干达马赫雷雷大学。年，他因抗议当局对英语的强制性教育而被政府逮捕，拘禁超过一年。获释后与家人过着流亡的生活，直到肯尼亚独裁者阿拉普·莫伊下台才终于得以安全回国。恩古吉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较高的社会影响力、感召力。代表作品包括《界河》《一粒麦种》《孩子，你别哭》和《大河两岸》等。

不！我没有必要在白人面前哭诉我的仇恨我也没有必要在白人面前喃喃我的感激。

法兰兹·法农(FrantzFanon)

《黑皮肤·白面具》

在众多的非洲后殖民作家群之中，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WaThiong’o）——原名詹姆士·恩古吉（JamsNgugi），是一位最富民族独立意识和本土文化保护主义的作家兼评论家。在一群誓言夺回被殖民者涂改扭变之“民族原形”，决心恢复非洲原住民在语言、宗教与文化之自我表述权的作家与艺术家当中，提安哥始终前后一贯、坚持到底。在有关非洲文学究竟应该回复母语写作还是继续使用英语写作的争论中，提安哥的观点始终居于论战的中心。他的“母语优先”立场，他对有关语言殖民、文化侵略、书写反抗的反思与探索，都已成为后殖民论争（postcolonialdbat）的焦点所在。

提安哥年1月5日出生于东非肯尼亚的卡米里苏(Kamiriithu)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在地理上属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称为“白色高地”（WhitHighlands）的行政区域。提安哥隶属肯尼亚最大的氏族基库裕族(Gikuyu)，父亲是个农夫。提安哥成长于动荡不安的年代，出生时家族的土地就已被殖民者强占取走，他的母亲因为哥哥参加反英游击队而遭监禁达三个月，他的叔叔因参加反殖民斗争而惨遭杀害，他的亲戚和长辈朋友也经常被冠上反英罪名，在家中遭到掳获而强行拖走。年，肯尼亚进入所谓“紧急状态”，所有本地学校被迫关闭，只有英语学校正常教学，提安哥于是从14岁开始学习英语。因教会学校强迫灌输英语教育使年轻的提安哥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后来在认清了基督教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的本质以后，他彻底拒绝了对基督教的所有信仰。对早熟的提安哥来说，童年的生活是一个分裂的世界，一边是“基库裕(Gikuyu)、非洲人(African)”，一边是“西方人(Wstrnr)、基督徒(Christian)”，这种背景决定了提安哥早期作品充满了“文化冲突”的题材，以及一种诉求文化抵抗的意志与性格。

年提安哥在“非洲英语作家研讨会”上遇见了索因卡(WolSoynka)和阿契贝(ChinuaAchb)，这次重要的会面使提安哥决心走上“终身非洲作家”的道路，同年，提安哥创作了剧本《黑色隐士》(ThBlackHrmit)。年提安哥毕业于乌甘达的马基瑞里大学(UnivrsityofMarkrr)英语系，年再赴英国里兹大学(LdsUnivrsity)深造。在此期间，提安哥受到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兹·法农(FrantzFanon)思想的重大影响，也创作了他生平两部重要的后殖民小说《界河》(ThRivrBtwn)和《一粒麦子》(AGrainofWhat)。小说出版后，提安哥毅然改掉自己带有殖民象征的名字JamsnNgugi，恢复他基库裕族的本族姓名。

作为提安哥第一部具实验性质的剧本《黑色隐士》，难能可贵地表达出提安哥对非洲部落主义的深刻反思。剧本描写了肯尼亚这一国家界于古老和现代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城乡矛盾，根据乡村部落习俗，家庭中的弟弟必须“再娶”哥哥死后的遗孀，而一场没有爱情的习俗婚姻不知造就了多少人伦悲剧。通过这一剧本，提安哥表达了部落主义、种族主义和宗派主义是东非社会的三大毒瘤，若不拔除，东非人民将永远处于迷失和蒙昧之中。

《孩子，别流泪》(WpNot,Child)这部仅有页的短篇小说发表于年，写于提安哥在英国读书期间，也是东非作家在英国出版的第一部英语小说。故事采取“励志体”(Bildungsroman)形式，以--年“茅茅革命”(MauMauRbllion)期间为背景，描写一位少年尼奥洛吉(Njorog)成长的故事。少年原本成长于虽然贫困但也算平静无忧的家庭，他始终期望自己能够好好念书以光耀族门，实际上他也因自己的勤奋而成为部落中受尊敬的学者。然而，他的父兄为了反抗殖民地主的剥削，弃田罢耕，藏匿于森林之中，领导当地的游击队进行抗暴和暗杀行动。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尼奥洛吉深知个人美好的理想与愿望，即使内敛深藏于内心也不可久留，个人终究不敌外部世界殖民主义残酷的现实，即使他深爱地主之女，但在“门不当户不对”的阶级对立下，终于把他推向反抗权贵和殖民统治者的战争。在这部小说中，提安哥试图探索真诚的爱情能否超越阶级对立与殖民冲突的可能性，但似乎这一美好愿望终究以失望告终。

《界河》原名《黑色的弥赛亚》(ThBlackMssiah)，作品创作于年间，年在伦敦出版。故事描写年代发生在基库裕(Gikuyu)一个村落的故事。自殖民者移入基督教进入肯尼亚以来，村内一个苏格兰教会组织和本土自然宗教的传统主义发生了尖锐的冲突。“黑色弥赛亚”用来比喻主角之一的黑人青年瓦亚基(Waiyaki)，据说他是部落先知的后代，先知曾预言“救赎之恩”将从山上降下，它将带领一个儿子的诞生，这个儿子的责任就是拯救族人百姓。于是瓦亚基的父亲挈吉(Chg)将他送往位于色里安纳(Siriana)的教会，不过瓦亚基始终并未放弃自己部族的传统，认为两种天生不同的文化差异和相互对抗，是难以跨越和融合的，但他相信西方教育将是改善族人生活、使部落文明化和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色里安纳教会是由牧师李文斯敦(RvrndLivingston)主持，他的日常工作则交由约书亚(Joshua)来执行。约书亚是部落中最早皈依基督教的长者，他有两个女儿，一位是后来与瓦亚基相爱的妮安布拉(Nyambura)，一位则是强烈与父亲所信仰的基督教进行对抗的慕索妮(Muthoni)。慕索妮坚持维护部落的传统旧习，她拒绝基督教为妇女所设立的所谓“立身教育”，认为那种妇女教育是为了白人的政治统治服务的，即使教会宣布禁止“女性（阴蒂）割礼仪式”(fmalcircumcisionritual)，她也要坚持“以身示范”来维护部落的传统礼俗，不料慕索妮就在割礼后因流血过多而死亡。

然而就在河的对岸，居住的同样是本族居民但却顽强地抵抗基督教的入侵。一个以部落净化主义为宗旨的团体由卡邦伊(Kabonyi)所领导，他把约书亚视为部落的死敌，连带约书亚女儿妮安布拉的情人瓦亚基也成为这个保守激进团体亟欲铲除的对象。在一次部落公审会中，卡邦伊设计了一项测验，要求瓦亚基是否愿意放弃对妮安布拉的爱情，来证明自己并未背叛部落誓约而皈依基督教。瓦亚基拒绝这项要胁，最后遭到族人宣判死刑。

《界河》这部小说既是一个历史意象之重述，也是一个被殖民人民以自己的语言和洞见对殖民历史的再忆和转述。基督教文明宣称要禁制女性割礼仪式，结果造成基库裕村落以河为界的分裂。族人被分裂为一边相信基督教的文明教育将带来新的机会与希望，另一边则相信只有忠诚信守传统才能使族群获得拯救，冲突的结果不仅导致一对青年男女爱情的破裂，更导致族人心灵上的重大创伤。然而，提安哥既不是在审判，也不是在谴责，在小说的第一页，他就把他的作品设定为一种历史治疗和生命的复甦。尽管故事的结局是绝望的、感伤的，但这条分裂之河，较之康拉德《黑暗之心》的那条旨在探险与掠夺的征服之河，比起那个被阿契贝(ChinuaAchb)称之为“神话传播者”(purvyorofmyths)的康拉德，比起他那本以极其庸俗的方式写成的宣扬偏见与诬蔑的书，有着更高的超越和弥补，正是在这个文化超越的立场上，提安哥重现了一个非洲人的非洲。

年出版的《一粒麦子》是提安哥重要的一部“历史回忆体”长篇小说。故事以肯尼亚独立前夕为背景，主角之一的穆戈(Mugo)被推举在独立日当天发表全国演说，而独立庆祝日也是为了纪念独立战争中死去的英雄，特别是遭到绞刑而死的民族英雄基西卡(Kihika)。基西卡是革命团体JomoKnytta的领袖，但实际上基西卡之所以被处死是因为先后遭到三名同伙的出卖，一是基西卡的妹夫吉康优(Gikonyo)，他原先与另一位同伙卡兰加(Karanja)同时追求基西卡的妹妹孟比(Mumbi)，虽然吉康优最后赢得孟比的爱情，但在被补入狱期间因为过度想念妻子，竟以供出基西卡藏身之处来交易获释出狱。出狱之后的吉康优获悉妻子早已被同样也是出卖基西卡的叛徒卡兰加所诱拐，并育有一子。而穆戈也是出卖基西卡的人之一，基西卡在一次追捕动中逃往穆戈住处避难，穆戈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和丰厚的赏金而出卖了基西卡。于是穆戈决定在独立日上为自己的罪孽忏悔。演说感动了群众，群众也在会上进行集体忏悔，为国家独立之日洗清了民族战争的血腥罪过。

谎言、背叛、忏悔、赎罪贯穿了《一粒麦子》故事的主轴，基督教的神学隐喻和罪罚思想是作品主要的叙事意理，反映出人性在革命动乱中的脆弱性，但也展现了通过一种宗教式“集体告解”的形式，实现民族治疗的作用。小说呈现了革命情势中一边在流血奉献另一边却是胆怯懦弱的吊轨性，即使国家最终摆脱殖民统治，但革命的果实却已经疤痕累累。但是在这种吊轨性之中，提安哥表达了“解放”(libration)的意义不仅在于脱离殖民者的残暴统治，还在于脱离自己内在的敌人，坦然面对一种“卖友求荣”的民族劣根性，学习成为自己民族道德的的主人。小说取名一粒麦子（或一束麦穗)，旨在诉求一种同根共土、齐穗共生的民族情感，表达了提安哥一种民族救赎的期待：民族独立的真正义意乃是民族意识的更新与民族团结的再出发。

《一粒麦子》的成功之处在于，提安哥借用殖民教育中所习得的西方神话系统和文化表述，将它置入本土语境的论述脉络之中，将它变成一种对本民族人民具有启蒙意义的“转译∕再现”文本。这种“异花受粉”式的叙事策略是后殖民文学广为采用并成效卓越的手法，但这不是简单的模仿而已，而是具有“文化位移”(culturaldisplacmnt)的作用，它犹如在西方文化疆域的边缘地带进行输入屯垦和蚕食拓殖，以外凝内渗、外缘内透的文化耕耘方式，创造一种模糊原有边界同时又另立疆土的相对优势，进而达到“颠覆主述、另建自述”的作用。正如博埃默(EllkBohmr)所说的，这是一种“解殖的文化策略”，因为它改写了西方经典并使之为本民族服务，它一方面使西方文化产生被冒犯、被干扰的焦虑感，也使本土文化获得一种借壳还魂的作用：

对于过去曾为殖民地的人民来说，按照本民族的认知，对荷马、莎士比亚、但丁等等作品进行阐释，这意味着在欧洲传统边界之外，建立一块自己的标记，无论是接纳过来或吸收同化，都是对殖民文化依赖性一种勇敢的拒斥。它表明欧洲正典现在却被用来捍卫一种曾经被视为二等的、非正统的、旁门左道的、原始愚昧的东西。

年提安哥出版了第一部评论集《返家：走向民族文化》(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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